无悔之路-与不破哲三共同生活

送去战场的慰问袋
父亲被征兵总共有两次，1937 年和战争结束的1945 年。
**次是攻打南京时。一年后，父亲于1938 年回国。日本侵略中国时，较早参加战争的士兵，似乎也较早复员了。
战争期间，因为顾忌周围人的耳目，父亲没有过多地谈论在南京和战场上的经历。他自己似乎非常痛苦，不愿开口。直到战后，他才终于断断续续地开始讲述那时的一些事情。
今天，实际了解那场战争的人越来越少了。趁着能够传承的时候传承下去，是知情者的责任。因此，我在这里想把从父亲口中听到的战场上的事情以及我自己的战争体验告诉大家。
父亲**次被征兵时，全家人一起去诹访大社，与同一地区即将出征的人一起举行了壮行会。大家还请一千名妇女配合缝制了“千人针”——用红线在一块白布上每人缝上一针，传说把它缠在腰上上战场，可以避免被枪弹击中。征兵通知书一到，家里人、周围邻居都来帮忙，大家一起缝制“千人针”。
我们这些孩子，也上街去请求路人：“请您在‘千人针’上缝一针。”几乎所有女性在受到请求时，都不会拒绝。当时的氛围是，不缝上一针的人才是奇怪的。自然，父亲出征时，我们也是做好“千人针”让他带上的。从战场上回来后，父亲讲，在前线根本无法洗澡。所以几天后，“千人针”就成虱子窝了。
欢送出征战士“三呼万岁”，也是孩子们的工作之一。
替天讨不义，我军忠勇乃无双；欢呼声相送，今朝出离母之邦；不胜不生还，宣誓之心勇而亮。
那时总是唱这首歌，以至于我至今还能记得歌词。边唱歌边摇晃太阳旗，欢送出征的士兵。
听说父亲要去打仗，作为孩子的我，与其说悲伤、担心，不如说感到骄傲：“爸爸是去参加为天皇陛下的圣战的！”但是，被欢送走的人，可能又是另一种心情。战后，我曾经听父亲讲：“我忘不了在战地领到的慰问袋。”
所谓慰问袋，就是送到战场上去的口袋，里面装着一些日常用品、护身符、鼓励士兵的信等。其中在信件上，年幼的孩子用歪七扭八的字写着很吓人的内容，如：“请您多取敌人的头”，“请您为祖国英勇地死”，等等。
我说“吓人”，当然是从现在的感受来讲的，但当时大家都认为那是理所应当的。相反，如果有不同的想法并表达出来，就会被警察、宪兵带走，或是拷问，或是被杀。
听父亲讲，他在前线收到慰问袋时，一方面勾起对祖国的思念，另一方面，读到出自可爱的孩子之手的杀气腾腾的信，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
接到征兵令一周后，父亲就到达了杭州湾。但是部队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他们什么也没有被告知。自己会被带到哪个战场去，在那里会执行什么样的作战任务，这些都是达到后才知道的。
父亲说，他们彻夜行军，到天空露出鱼肚白时，看见小运河里漂浮着无数尸体，而且都不是完整的尸体。那些人被炮弹击中后，眼球、脑髓、肠子都迸出来了，死得特别惨烈。
刚刚登陆的士兵看到这种情景，恶心、吃不下饭。但是，过一些时日后，大家就能把浮在水面的尸体拨开，用饭盆舀水蒸饭，若无其事地吃饭了。因为如果不这样做，自己也会死掉。
好几支部队通过不同路线向南京进攻，但对方从高处射击。在高处的人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下面，所以父亲讲：“哪怕有一条小沟壑，也想缩头钻到里面去；即便是一棵草，也认为它能成为抵挡子弹的盾。”
据说，刚开始时，无论长官怎么命令士兵“前进！前进！”，大家还是害怕，一动不动。于是，便发生了站在后面的长官朝部下开枪的事情。然而，长官也会中弹死去。你完全不知道子弹会从哪个方向飞来，很难说前面的人一定危险，或者后面的人就一定安全。
就这样，看着刚刚还在身边走着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但还要继续前进。父亲的部队登陆后，大约花了一个月时间，攻入了南京。就在这个过程中父亲也死了很多伙伴。*初的时候，他们还把死去士兵的遗骸抬着跟在队伍后面，并为死者的遗属搜集一些遗物带着，没过多久，已经无暇再顾及这些了。因为，能让自己勉强活下来就很不容易了。
部队不停地走，却吃不上像样的伙食，还要眼看着伙伴一个个死去，因此，平常人的感情、同情心，全部荡然无存。如果还保有这些情感，自己也会被杀死。电影之类的文艺作品中表现的士兵都高呼着“天皇陛下万岁”而英勇战死，父亲说，实际上没有人那样做，士兵*后呼喊的肯定是母亲或妻子的名字。
父亲说，他自己从“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妙法莲华经”到“阿门”，可谓把知道的神佛的名字全都念诵了个遍。士兵中还有人因为极度疲劳和恐惧导致精神异常，赤裸着身子就跑到敌人面前去而被打死的。部队攻入南京时，士兵们已经经历了太多体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认为“啊，终于到了，太好了！”然后立即恢复到正常人的情感模式呢？
父亲的部队似乎在南京陷落后立即转移到其他地区去了。
现在，日本军队入城后的“南京事件”（即南京大屠杀）成为一个大问题。有很多记录证明日军司令部驱使这种丧失了人性的军队，大规模地强制推行了丧尽天理的“残敌扫荡作战”。在那个长官命令就是“绝对”的世界里，在这场“作战”中牺牲了多少中国人，从父亲的言语中也能充分想象出来。
东京大空袭
敌机飞到东京上空，高射炮从地上砰砰地向上发炮迎击。看到这种情景，我们不由得很自信地想：“啊，我们在战斗着呢！”然而，当B–29 轰炸机开始飞来时，情况发生了变化。B–29 飞得很高，高到日本的轰炸机和战斗机难以企及，即便高射炮也射不到它。我总是跑到防空洞外面去看天空，所以渐渐根据爆炸声就能判断是不是B–29 轰炸机了。B–29 轰炸机飞来的次数，一天一天多起来了。
于是到了3 月10 日。
通常看到的在天上的B–29 轰炸机机体显得很小，但这天由于是低空飞行，所以看得非常清楚，甚至用肉眼都能看得见B–29 轰炸机接二连三地向下投燃烧弹的情景。油桶大小的桶里，装着好几枚燃烧弹，噼里啪啦像雨点似的落下来。当时的房屋大多数都是木制结构的，所以燃烧弹一落下来，不一会儿，四周便一齐冒出火焰。刚开始时，人们还四处奔跑着灭火，但根本来不及。
我们家因为父亲从战场复员在家，所以母亲背着刚出生的弟弟，一家四口得以一齐逃了出来。我们先是把全部家当尽可能地装上一辆两轮推车。我想把装着有田径队时的照片等重要东西的小匣子也放上推车。大概也是情势急迫引发的蛮力吧，我的手用力过猛，刚一拿起匣子，它居然稀里哗啦地散架了。也不知怎么回事，里面还装着一瓶香水。烟雾从四周滚滚迫近，必须刻不容缓地逃跑了。这当中，唯有浓浓的香水的味道在四周飘散着……回想起来，这些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从前开紫菜店时的钢筋结构的大楼就在附近。我们以为那里会是安全的，于是一家人拉着小推车先去了那里。当时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周围一片全都被烧掉了。
漆黑的烟雾贴着地面朝我们眼前的昭和路滚滚涌来。昭和路在关东大地震后，为防灾进行了重新设计、扩宽了路面，所以是一条大马路，路宽足够当时的市营无轨电车通行。火焰能涌到这么宽的路上来，即便亲眼所见，也难以置信。
过了一阵子，开始从天上噼里啪啦地往下掉火星。已经不能再磨蹭了。我想着把能拿的东西都拿上，所以用一块包袱皮把锅碗瓢勺包起来抱着，就开始跑。父亲和我穿的是皮鞋，而母亲穿的是木屐，还用背篼背着刚出生4 个月的弟弟，所以跑起来很费劲。
我们*先是想朝上野方向去的。但发现越往前跑，火势越旺，四面八方都没有不着火的地方了。我们想这样可不行，于是掉回头，从鸟越神社路径直朝隅田川方向逃去。我们原本想的是，只要能在藏前桥过了隅田川就总会有办法，然而却听有人说：“桥上有好多死人，过不去隅田川了。”
跑昏了头的人们，打那边来的、从这边去的，朝右走的、往左跑的，东奔西窜、四处乱撞。谁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跑，也没有人指挥或是广播提示。无奈，我们只能又折返回来，顺着国际路，朝北边浅草寺的雷门方向跑。过了雷门，再往前走，从浅草到上野之间，有很大一片被火烧过的废墟。那一片地方，能烧的东西全部烧光了，火势很大程度上开始收敛。等全家人总算在那片被烧过的地方落下脚时，天已经开始蒙蒙亮了。我们一家四口没有走散，还能在一起，这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周围的房屋燃烧殆尽，上野的山丘一览无余。在冒着热气的火焰中，绯红的大太阳渐渐升起。当我看到太阳的一瞬间，**次切实涌上一种感觉：“啊，我活下来了！”
洗干净熏黑的面孔，到中午时分，回到我家所在的地方，发现四周已经完全烧成一片空地。这当中，孤零零地，只有研钵倒立在地上，呈现出富士山的形状。我想试试它是否还可用，就用手去拿它，却发现它热得几乎能烫伤人，刚一碰就啪嗒一声一下子裂开了。其他的东西什么也没剩下。
接下来，父亲马上被动员去清理被大火烧后的废墟，他很严厉地告诉我们：“*好不要去隅田川。”父亲*先的工作好像是把漂浮在隅田川上的烧死的人的遗骸集中到桥下，用卡车运到上野的山上，在那里挖一个大坑，把尸体一具一具埋进去。我想，当时的情形，应该是即便在战场上见过无数尸体的父亲，也非常不愿意让自己女儿看到的。
后来我去了从父亲那里听说的上野山上的那个地点，只见到开阔的土地上，立着一根木头的墓牌，看不出做过任何祭奠的痕迹，很凄凉，我只有一味地低下头。那是遭到空袭不久后的一天。
后来，从1948—1950 年，掩埋的遗骸都被挖出来火化了。据说不知姓名的、没人认领的，总共有8 万具。1951 年开始，又决定全部安放在东京都慰灵堂（位于墨田区横纲）。这当中，一定也包括那座上野山上的人吧。
1945 年年初，对于战争的走向，政府和军队高层应该已经十分清楚了。如果不拖延停战决定，再早一些，哪怕再提前半年做出决断，就不会发生一夜之间烧死近10 万人的东京大空袭，也不会发生对各地方城市的空袭以及4 月初开始的冲绳战役（平民死亡十几万人），更不会有对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造成近20 万人的牺牲。仅这几项，就会挽救多少人的生命啊！想起这些，尽管六十几年过去了，对于那些悍然发动战争，因一己之私而全然不顾牺牲国民生命、持续战争的体制和政治、那些指挥者，我至今仍不禁感到强烈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