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与英国外交(1939-1945)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与英国外交/南大亚太论丛》：　　服务的*重要措施。可以说，它*大限度地发挥了学会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组织的特点。从起源上看，它几乎可以说是学会研究部主任阿诺德·汤因比个人思想的产物，而这又与他在一战中加入外交部“政治情部处”（PID）的经历有很大关系。然而这样一个机构要想成立，其资金来源是关键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外研究和新闻服务处”显示出了它*重要的特性：虽是查塔姆大厦的一个分支机构，其运作却几乎全由政府出资，而且投入的资金数额还比较大（每年￡45000对于当时任何一个研究机构来说都不是小数目），这当然是由于这个新组织在功能上契合了官方的需要。在战争期间信息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政府急需对国外情报以及相关信息的分析解读。　　有了充足的资金和查塔姆大厦自身良好的资源设施，下一步*重要的当然是人才。这一点上“对外研究和新闻服务处”又体现了另一个特点：它几乎网罗了当时全英*好的国际事务研究专家。这固然是由于战争时期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的愿望，然而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召集这么多的**专家，与学会平常所积累建立的与学术界的关系网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伦敦经济学院、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牛津大学等英国国际关系研究重镇的专家教授们在战前即积极参与学会的各种活动，与学会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使得在战争时期召集他们要方便很多。　　然而这样一群优秀人才，如果没有发挥作用的机遇也很难有多大用武之地。这从二战初期“对外研究和新闻服务处”被政府要求参与对德国的宣传战、充当政府的宣传机器而致使双方关系僵化，甚至一度有解体危险的事实可以得知。好在形势终有变化，随着1940年5月丘吉尔政府上台，英国抗德战略发生重大转变，终于为“对外研究和新闻服务处”提供了发挥作用的难得机遇。这时它的作用和效能才得到真正体现，并逐渐得到政府的高度认可，以至于在1943年4月的时候，*终和政治情报处合并成立了“外交部研究处”（ FORD），成为一个真正的官方机构，获得了圆满的结局。　　此外，学会的战时内部组织的各项活动，是发挥其功能的基本方式。除了为国家服务而在牛津成立“对外研究和新闻服务处”的特殊安排，学会在查塔姆大厦的日常活动仍是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组织的本职，并未因战争而中止。它的主要活动仍在继续，只是随着战事的变化作了些相应的调整。　　举行会议是学会创立之后就一直坚持的*基础的活动，除了在战争之初举行的数量有所下降，以及躲避战时空袭将会议时间安排到了中午等形式上的变化之外，学会仍然发挥着汇集思想和交流信息的功能。而个人研究工作由于受外在条件影响较小，基本上没有变化，只是研究课题为适应战争需要有所调整，集中到了对战后相关问题的关注。研究小组工作则完全中止，取而代之的是“战后重建”研究项目。这是学会在战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围绕着“欧洲的救济与重建”、“德国问题”、“英法关系”、“英苏关系”等重大问题的前瞻性研究，充分体现出学会作为一个思想发源地——“思想库”的特点。而学会的定期出版物、普及性小册子等产品对于公众了解战争实情、塑造知情公共舆论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会信息部在查塔姆大厦为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军队官员组织的国际事务课程，不仅加强了学会与军方的联系，也影响了更为广泛的基层舆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学会战时组织的会议、个人项目的研究专著、“战后重建”项目的研究报告、《国际新闻公告》上关于时事的文章和年表、信息部回答的问询、信息部文件和“展望”系列等小册子，以及为军队教育局所承担的更专业工作，为学会的会员、一般公众和军方人员提供了他们所需了解的时事*新情况的材料，对于为国家服务所做的贡献，其重要性不亚于学会承担的直接为外交部和其他政府部门所做的工作。　　而学会战时参加的三次“太平洋国际学会”（IPR）大会，则体现I叶I学会与官方关系在特殊条件下的新发展。1939年11月的弗吉尼亚比奇会议处在欧战刚爆发的特殊时刻召开，面对欧洲的严重局势，无论是查塔姆大厦还是官方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欧洲和国内，对于远东事务根本无暇顾及，更谈不上什么影响，只是派出了几名观察员来了解一些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