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口述史:1980-1992

　　《深圳口述史1980-1992（套装上下卷）》：　　1984年，我有机会去香港了解他们的法律体系。多次交流后我发现，改革开放后我们还有很多法律需要制定，尤其是经济法。进行商品经济改革，需要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一整套法律体系。因此，从1985年开始，我们立法工作组就拟定了一个立法计划，即在5年内拟定135项法规，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使市场经济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然后再用5年时间逐步完善，做到依法实施，所有工作按照法律来推进。　　计划拟定之后我就到香港去征求意见，香港的立法局、律师们很支持我们的工作，还组织专家进行讨论。回来后我就去市里汇报，得到肯定后，《借鉴移植香港和国外经济立法经验，加快陕深圳立法的工作方案》就出炉了。　　正好这时候省人大发文说按照中央计划，特殊政策立法已经完威，让我们提出下一步立法计划，我们就把做好的计划报过去了。上报之后，我专门前往省人大讲解为什么要立这些法律，并听取省人大的意见，没想到却遇到了来自一些老同志的阻力。比如我们有一个《深圳经济特区抵押贷款管理规定（草案）》。1983年，我去银行调查，发现本来是中资在香港办的银行，作为外资银行来深圳办，要发放贷款出去，不知道贷款企业诚信度怎么样，所以需要有东西作担保.例如房产等，这样银行有保障，企业借款也方便。但这个条例省里没批，反对声非常强烈，一些老同志认为土地是国有的，不能作抵押。一年多后，虽然通过了，但适用范围仅限于涉外企业。　　参照之前五年通过五项条例的经验，我预见到立法进程将会被拖延，当时我就向市领导提出：要实现5年之内制定135项法规的艰巨任务，深圳要有立法权。市领导认为这个问题太敏感，只是在内部讨论了。　　为了进一步实现立法诉求，1985年，我又提出在深圳召开一个经济特区立法研讨会。经过差不多两年时间的筹备，1987年，经济特区立法研讨会终于在深圳召开了。我们邀请了法学专家，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的代表以及国务院法制局、全国人大法工委领导前来与会。在会上我总结了深圳之前的立法情况，并汇报了下一步“135项法规”的立法计划，表示为了深圳的发展，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深圳需要立法权。当时省委和省人大一些同志明确表示反对，并批评我们：“要立法权是违宪。”也有人说我们是要“争权”。其中一名老同志认为，广东已经被授予立法权了，深圳没必要再有立法权，否则就是“多头立法”。而且还有人担心，把立法权交给深圳，会用坏了。当时深圳还没有成立人大，只有一个立法委员会，所以还有人称深圳“没娶媳妇想抱孙子”。但是与会专家学者和经济特区代表都认为应该给立法权。　　会议争论了很久没有答案，后来市委领导就说：“不要和他们争论了，直接写报告给中央。”所以会后我就给全国人大和中央写了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