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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世界
读者评分
4.9分

外面的世界

从“文革”后出狱写起:高考入学、出国访学、进京办刊、北漂打工……历时四十余年的“私历史”,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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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评论(8条)
岳白风***(三星用户)

胸存道义,一代思想活跃的知识人

此书的作者是一个有故事的传奇人物,他的另一本书是《里面的世界》。 无论是里面,还是外面,作者人生中难熬的时光都在淡淡的描述中,归于平静。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德国时的房东老太(书摘《出国》21-23),还有他陪伴岳母的那段时光(书摘《还乡》60-71)。 作者的随笔很简单,甚至有些不起眼,但是因为他的阅历,因为他的豁达,因为他“不是为了钱”,因为他“在毫无希望中坚持”,让我看了以后,生出钦佩之意。 如果不是知道这本书是他临去世前才出版,如果不是他在文中提到岳母95高龄,我根本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已然退休、已然古稀的人,因为他的文字是那样年轻!

2022-04-15 1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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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w***(二星用户)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

2022-04-13 14: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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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520702591
  • 装帧:简裝本
  • 版次:1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印刷次数:1
  • 开本:32开
  • 页数:336
  • 出版时间:2017-07-01
  • 条形码:9787520702591 ; 978-7-5207-0259-1

本书特色

作者曾写过一本《里面的故事》,记叙了在“文革”期间入狱的种种经历和见闻。这本《外面的世界》,从“里面”出来(出狱)写起:高考入学、出国访学、进京办刊、北漂打工······一直写到还乡养老。四十年的岁月,换了几个场景,记下若干片断。并不连贯的书写,却勾勒出一种人生的际遇,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作者的着眼点更多的是在后者(时代变迁)而非前者(人生际遇),叙事视角更多的是偏向“外面”。至于内心感受,书中言及*多的一种感受被作者概括为四个字——“我在外面”,指的是一种不能进入角色或不能真正在场的疏离感。字里行间不难发现,从33岁考上北大做“老学生”开始,这种感觉就时时追随着作者。用法国小说家奥利维埃·罗兰的话来说:“我的感觉是自己‘在错了地方’。”
这部历时四十余年的“私历史”,生动的叙事与深邃的思辨交叉行进,作者在文体上创造出一种特殊的“哲学的质感”。

内容简介

本书反映作者从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到留学德国深造,再到九十年代回国参与创办红极一时的《三联生活周刊》、《东方》等杂志,参与策划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的人生经历。以及老年出国旅游、陪伴老岳母的生活感悟。朱正琳先生的这部私人历史,堪称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一本媒体人的成长发展史,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小人物的个人成长发展经历。文稿生动的叙事与深邃的思辨交叉行进,作者在文体上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质感。

目录

自序
出狱
生计问题:没有被杀头的阿Q又从头再来
外面的世界:事情正在起变化
入学
录取风波:斗胆上北京给了一个说法
附:考分** 榜上无名 道理不公——我的申述
北大生涯:来到一片开阔地
“老家伙”的纪念:与“三剑客”相遇在北大
附:大路上走来了我年青的弟兄
北戴河纪事:海的那边还是海
出国
西德见闻
两德统一进程见闻
东欧之旅见闻
快乐的Schobin老太
办刊
《三联生活周刊》:史前史的一个小片断
《东方》:我现在可以说的一些事情
关于《成长》, 关于成长
关于《精神》, 关于精神
附:满江几时红
北漂
十年打工:栖身在央视
附1:倡导读书,媒体可以做些什么?
附2:镜头
附3:煽情与搞笑
十年抬杠:只有一个大众?
附:传媒、大众与新
雁过留声:《读书时间》的几位嘉宾
特别的子尤
附:心疼子尤
还乡
客居故乡
渴望交谈:老了的老岳母
附1:叟媪住院记
附2:死的理想
旅游
引言
游俄笔记
莫斯科,白的城!
彼得堡,影子之城?
游美笔记
美国印象
几个特别的景点
展开全部

节选

没有被杀头的阿Q又从头再来
  1975年9月18日,我出来了。我是说,历时四年两个月零九天的“里面的故事”在那一天正式结束,我回到了外面的世界。自己觉得有几分像流产版的阿Q,真人秀一般(被)历经了“(反)革命”“不准(反)革命”的风云变幻之后,到了“大团圆”一章却没有被杀头,变成了小团圆。于是,也没能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也没能唱“我手持钢鞭将你打”,便又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原点。一个没被杀头的阿Q,虽不敢唱“人生豪迈”,却也只能“从头再来”:“优胜纪略”且从略,因为已没什么机会与人争,“优胜”自然无从谈起,“恋爱的悲剧”也可从略,因为我出狱后很快就与隔墙守候数年的恋人结了婚,悲剧没有诞生;我真正须面对的,乃是“生计问题”。
  那年头,找到一个“正式工作”就等于找到一个“铁饭碗”,一辈子的“生计问题”也就基本有了保障,有“组织上”管了。但是,且不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就是经济景气,也还有一道叫做“政审”的门槛要把一些人挡在门外。也就是说,“组织上”有意识地不让一些人有“正式工作”。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了一支革命队伍,任何一个行业都成了“战线”,任何一个可供就业谋生的地方(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等)都成了(战斗)“单位”,任何一个职位也都成了(战斗)“岗位”。因此,政审是必不可少的,战斗要求队伍的纯洁度。当然,“战线”、“单位”和“岗位”依其政治上的重要性而有等级之分,政审的门槛因而也有高低之分。但那道*低的门槛却也是世上*高的门槛,因为就是它从根本上把你排除在那个等级系列之外。,所以也就省去了“优胜纪略”。你不在任何一个“单位”,你就在“社会上”。“社会上”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贬义词,因为那个去处总是会“滋生”(当年常用语)一些非组织的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按当时的看法,几乎所有非组织的活动都迹近犯罪。做小生意叫“投机倒把”,包工队接活干叫“飞机工”……可是,被组织排斥在外的人(没有“单位”的人)总得解决“生计问题”,所以非组织的经济活动就总是屡禁不止,在经济不景气的年头尤其活跃。
  “社会上”乃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若干从劳改营刑满出来的“劳改释放犯”和(如我一般)从看守所获释的“关押释放犯”就在那里找口饭吃。释放了还是一个“犯”,那是当年的通行用语,也反映出了当时的思维定式。那一个“犯”字跟定了你,成为一种终生待遇,别人想不歧视你都难。更何况跟定你的还有你的档案,那比古代罪犯(想想林冲!)脸上刺的金印还要厉害,因为你自己永远看不到那档案里究竟都写了些什么。我获释那年已有28岁,不想自讨没趣,出狱后就没有存“找个正式工作”之想,因此也就没去街道办事处登记申请“组织上”给“分配工作”。顺便一说,当年的“找工作”,实际上就是“找关系”,没有“关系”可找者,按正常程序就只能等待“分配”。这是组织原则。
  我知道自己靠不着“组织上”,只能自谋生路。“社会上”的门道说来也不少,但干力气活的临时工总是“食物链”的底端,比较容易谋得。如果我的印象没有错,在那个年代,建筑工地向来是吸纳被排斥在“社会上”的“闲散劳动力”的*大场所。主要还不是建房,那年头建房的事很少,而是修路或建其他公共设施,比如机场。早在1964-1965年,贵阳磊庄机场扩建,吸纳的民工就恐怕上万。我有一些因家庭成分问题失学待业的朋友就在那个工地干过。有一晚我乘兴骑自行车去看望他们,只见几十顶大工棚像兵营一样排开,每顶工棚中两排大通铺至少可睡好几百人,也称得上蔚为壮观。第二天早上跟着朋友到工地观光,那种“蚂蚁搬泰山”(当时常用语)的景象也让我终生难忘。那时候的建筑机械还很少,全靠人用铁鎬挖、用箩筐抬,所以我们这里的民间习惯称这种工地上的活儿叫“挖土方”或“抬土方”。我在入狱前也曾在此类工地打过零工,但规模通常要小得太多。
  ……

作者简介

朱正琳,男,1947年生人。1980年考入北大,在外国哲学所攻读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研究生。1983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现为湖北大学退休教师。曾出任《东方》杂志副总编(1994-1996),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专职策划(1996-2005),曾与山东画报出版社合作编辑丛刊《成长文摘》,任主编(2000-2002)。
著有《“砍大山”余响》(哲学随感录)、《哲学是爱智慧》(普及读物)、《文事·世事·心事》(散文集)、《还有精神》(散文集)、《读书是私事》(书评与随笔集)、《里面的故事》(回忆录)、《读点》(书评与随笔集)、《痕迹》(三十年自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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