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评论(第4辑)

　　《古典学评论（第4辑）》：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并在东地中海世界沿岸各地逐渐传播，*终使整个欧洲地中海都接受了这种信仰。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它实质上成为帝国的“国教”了，“传统的多神教甚至在晚期罗马帝国崩溃之前就从东部帝国消失了。我们已经大胆推测，在君士坦丁时代，基督徒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到4世纪末期，他们的数量增长到50%，而到5世纪晚期则达到90%。查士丁尼毫不留情地抹去了多神教徒的*后一丝残迹”①。基督教在这数百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君士坦丁大帝这位被封圣为“第13使徒”的君主采取的基督教政策在其中是否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崇拜一神上帝的基督教是如何与信奉多神的古典文化相结合并演变为拜占庭帝国（乃至整个欧洲）信仰的核心和*鲜明的标志？等等。这些问题都在该书的多种叙述中被提了出来，其解答的方式也与众不同。　　该书首先注意到基督教兴起的*初几百年里那些复杂的背景，其丰富多彩达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程度。譬如按照罗马人的看法，基督教是不是宗教还无定论。“基督教是一种宗教、迷信还是哲学呢？按照罗马的标准来说它很难被归为一种宗教。”其次，基督教自身的思想和组织发展也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在数百年的神学、哲学、教义争议中，基督教*初的简单信条变化出许许多多教派，它们以正统和异端的形式活跃在各个地区。该书把这个过程看做是基督教自身完善的过程，“因为就在那个时候，基督教思想家们已经着手启动不可逆转的进程……也就是说一种协调一致的完整体系，这一进程被评价为古代晚期知识领域*重要的成就”。再者，作为国家权力*高代表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这个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也不像我们通常解释的那样高、大、上，对基督教的青睐不过是他个人的选择，迁都“新罗马”只是庆贺战胜了*后的对手李锡尼，“为了褒奖这场胜利，君士坦丁命令将位于尼科米底亚邻近地区，也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希腊古城拜占庭重新敬献给自己，并将其命名为君士坦丁堡”②。正是在这个新都城及其周围的东罗马世界，君士坦丁皇帝强制地把基督教与古典文明结合起来。一切都好像重新还原到了具体的实际生活中。　　《牛津拜占庭史》提示我们要重新思考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基督教与罗马的宗教不同之处在于，“罗马的宗教是公共性而非个体性的宗教，这就意味着它由国家操控运转。这种宗教没有神圣的经典，没有职业的教士，也没有教义……古罗马的宗教并不考虑‘大问题’，如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意义，或是终极的末日等等”。因此，罗马人认为基督教“不是那种罗马式的公共宗教，而看上去像是国际性的地下犯罪组织。它没有那些罗马人习惯的崇拜活动，如向神像献祭牺牲。当然它也有自己的仪式，但是这些仪式是关起门来进行的”①。基督教的私人信仰形式让罗马人很不适应，而基督思想家们谈论的高深问题也让罗马人感到玄妙，至少认为是些“杞人忧天”的奇怪想法。事实上，基督教从犹太教的一个弱小派别萌发出来，与时俱进地与罗马世界复杂的“国情”相适应，不断调整、修改、完善自身的信仰体系。在这个基督教早期发展进程中，基督教教父们长期探讨、争辩、论战的问题都关系着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建立，他们在有意无意地建构着基督教的独立信仰，这一信仰既要摆脱犹太教的“母体”，又要脱离古典哲学的“父体”，成为具有独立地位的新宗教。其核心信仰的“三位一体”是天国和现世的结合，其具体形象是“在天为父、在地为子”的耶稣基督，他既是有形可见的，又是无形神秘的。　　二是基督教萌发阶段与基督教后期发展不同，换言之，它并非从始至终一成不变。“从君士坦丁打开其身上枷锁时起，一直到拜占庭历史结束为止，基督教的教义绝非一直没有变化。”“尤其是关于圣子的阐述，在君士坦丁之后还要延续整整3个世纪。然而，如果我们回到更早的时代，就会发现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热衷于将基督教转化为一门哲学，他们牢记圣保罗的警示：‘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就把你们掳去。’（《歌罗西书》，2：8）在这一问题上，基督教徒内部有广泛的歧见，一些人，如殉教者查士丁认为，基督教是唯一‘确定和有益的’哲学派别。而德尔图良则有一句名言，认为雅典和耶路撒冷毫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