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更另—鸭屎泥田走出的院士

**部分 刻苦求学 刘更另的求学经历了3个时段。 ·1936年初至1947年8月，完成小学至高中学业，期间饱受战争的恐吓，遭受父亡母病的痛苦，被迫3次辍学。 ·1948年8月至1952年8月，完成大学学业，从一个普通青年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决心科学报国。 ·1955年9月至1959年7月，留学苏联，获副博士（后转为博士）学位，毅然回国，报效祖国。 三辍学 不畏难 磨砺终成才 旧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处在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苦难深渊，中国人民处在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在湖南桃源，刘更另的家乡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1929年2月，刘更另出生在桃源县茶庵铺乡竹老铺村的一个小山冲里。这个村隐藏在古老幽深的湘西大山深处，远处的高山蜿蜒起伏，连绵不断，一峰欲断而一峰又起，丛山围绕，郁郁葱葱，古木参天，这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山寨。遥望远处，仅有一条弯曲的小路往外延伸，就连到*近的茶庵铺赶集也要走十来里（1里=0.5千米。下同）山路。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靠着祖上几代人辛勤耕耘，到刘更另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了六七亩（一亩≈667平方米。下同）耕地，加上林地，算上来也有20来亩，还有3间木质结构的瓦房，加上猪牛栏和杂屋共10多间，构成一个单户人家的小院。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上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家。 刘更另从小就喜爱读书。3岁就跟随母亲读《三字经》。他天资聪颖，又为独苗，成为祖父母和父母的掌上明珠。他说自己的名字是一个老先生取的，叫刘赓麟，依据“麒麟起有神人出”之传说，意思就是“麒麟多富贵”。 刘更另的祖父刘荣五、祖母全玉梅都是文盲，母亲龙凤芝仅读过3年私塾，父亲刘爱谦相当于中专文化。因此，父母亲在当地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到了刘更另这一代，送子读书，望子成龙成为一家人的唯一希望。1936年年初，刘爱谦将自己7岁的独生子刘赓麟（即刘更另）送到茶庵铺读私塾。这个私塾，只供刘家宗族子弟读书，总共不到10人，塾师何有志，上午教《三字经》识字，下午教写字。何先生教书很认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整天陪同学生一起识字、写字，一丝不苟。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抗战开始，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日寇全面侵华。位于桃源县西南部、常德市的边贸重镇之一的茶庵铺，也受到局势动荡的影响。由于时局非常混乱，社会动荡不安，且茶庵铺私塾离刘家竹老铺庄有10多里山路，来回很不安全。加之学生人数越来越少，而何先生年满70，体弱多病，为了躲避战乱，唯一的一所私塾也停办了。 1937年12月，8岁的刘赓麟**次辍学回家，只好在母亲管教下，补习国文。母亲还教他选读四书五经，这些均为儒家经典。因此，刘赓麟开始接触儒家文化思想，记住了许多格言警句。还好，除了跟母亲读四书五经外，他还跟本族70高龄的老先生陈凡英学国语和古文，练习书法。 1938年春，为了让刘氏子弟继续读书识字，刘氏族人长老商议，将老祠堂改为天禄学堂。刘赓麟已经9岁，在家休学一年多后，再次获得重新入读天禄学堂的机会。学堂开办初期，学生人数不多，只设小学部。后因学生猛增，刘家老祠堂容纳不下，为了满足刘家子弟渴望读书的要求，天禄小学从刘家老祠堂迁到刘家新祠堂，并扩设高小班。读书不满一年，刘更麟就以优异成绩在天禄初级小学毕业，又以各科优秀成绩考入天禄高小部就读。 在天禄学堂高级小学部读书期间，刘赓麟学习进步很快，各科成绩优秀，获得全校学习优秀奖，受到校长的器重。他爱动脑子想问题，善于思考，课堂大胆回答问题，语言清晰，逻辑推理性强，给老师和同学留下深刻印象。学校每年举行演讲比赛，他都积极报名参加，并且总是取得名次。1940年下半年，由学校挑选，派他出席在桃源县城的全县学生演讲比赛。由于他语言幽默，口齿伶俐，声音洪亮，演讲比赛获得优胜奖，为学校争了光，老师、同学都对他刮目相看。 天禄学堂对学生功课抓得很紧，很多基础差的学生考不及格，就得留级。学校很重视古文和作文写作，特别对之乎者也类古文学习很重视，作文课如果谁作白话文谁就无形中受到轻视。而刘赓麟的作文很好，深得国文老师夸赞，数学、音乐、体育成绩也不错，又是刻苦学习、守纪律的好学生，在先生们的印象中，他成了天禄学堂的佼佼者。 天禄学堂越办越好，远近闻名，受到地方政府的特别关注，也引起湖南省教育厅的高度重视。1941年省教育厅正式批准备案，晋升该校为湖南省私立天禄初级中学。1942年7月，13岁的刘赓麟又以各科优秀成绩，考入这所私立天禄初级中学。 初中学习期间，虽然年纪小，但他开始懂得爱国、恨日本帝国主义、恨汉奸、决不当亡国奴的道理。学校平常看不出有党派活动，可是每年三青团都要在学校里开一两次会，吸收一些三青团员。刘赓麟与同学不知道三青团为何物，将它看作奇事。国民党到处宣传“一党治国，国家只有一个党”。因此，当年天禄中学的学生并不知有共产党和解放军。他没有参加任何反动党团和会道门，但是在初中毕业的那一学期与三青团发生了一点偶然的关系。“将近毕业时，有人来学校发展三青团，班上年纪大的同学都参加了，没有参加的都你邀我，我邀你准备参加。”他们几个小同学都有人邀，记得自己也答应参加，当时他把这件事告诉国文老师陈宗南，老师不赞成，“这么小的年纪，参加什么团！”他又向训导主任方攻石老师请求参不参加，方老师也不同意他参加。因此，他没有填表，没有宣誓，也没有参加。 1943年11月至12月，侵华日军为牵制国民革命军对云南的进攻，并掠夺战略物资，打击中国军队的士气，对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结合部发动了一场战役，这就是极为残酷的“常德会战”。常德会战打响后，消息传到桃源，到处一片恐慌。天禄中学离常德仅40多里，常德前线抗战不利的消息接踵而至，天禄学校内外整天处于恐惧之中，白天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传来敌机的狂轰滥炸声。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学校临时决定：白天停课，晚上补课。发现敌机，立即报警，组织学生进入临时防空洞，躲避敌机轰炸。这样一来，在抗战期间，天禄学堂校舍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全体师生在校长的带领下，高度警惕日军轰炸。校方非常关心学生的安危，并强化军事训练，严密组织纪律，狠抓教学质量，坚守天禄学堂办学理念：“民不可无学识，国家孱弱，民族振兴希望在你们（学生）身上，快点长大，报效国家。”就这样，教师教学和学生听课都在躲避战争的恐惧中紧张进行着，使得学生得以继续读书，学业没有中断。 1943年7月，14岁的刘赓麟从天禄中学毕业，又以各科优秀成绩考入国立八中。没想到，却在1946年7月高中三年级时，因父亲病逝而第二次辍学。 国立八中是1938年在湘西成立的一所流亡中学，校本部设在乾城所里，也就是现在的吉首市，下设11个分部，分别在花垣、洪江、麻阳、乾城、永绥、保靖及原四川的秀山等地。 国立八中在花垣办学时间长达8年，开创了花垣现代教育的先河，这不仅对当时的花垣，就是对花垣的现阶段和未来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当年，从国立八中走出的学子就有1200多人，而且大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材。其中，有23人成为了共和国在国际国内颇有影响的政治家、专家和学者。原总理朱镕基就是他们当中*杰出的代表。 从桃源茶庵铺到永绥国立八中相距290多千米，几乎全是山路。这是刘赓麟**次出远门，父亲送他到桃源县界后，他独自一人挑着行李，步行六七天，才到达永绥国立八中。学校路途遥远，崇山峻岭，跋山涉水，山外有山，他**次体会到一路饥寒交迫，风餐露宿，艰辛异常的滋味。 国立八中永绥高中分校，又称高二部，*初设在乾城所里附近的河溪镇，即现在的吉首市河溪镇。因校舍分散在山上，师生上课爬坡难，且供养不足，不久即迁往永绥县城。此前永绥县城在小北门外已经设有初二部，高二部就利用西门外的文庙做校舍。国立八中教师大部分来自安徽，他们中有很多是安徽的著名教师，部分来自大学，后来很多也进入大学成为著名学者。如公共课老师谭佛心，曾是同盟会会员、孙中山的战友，当时70多岁；国文老师张汝舟，在有当地官员参加的祭孔典礼上讲话，大骂官僚腐败，搞得对方不快；被学生提及较多的，如“不带三角板和圆规，随手一画，圈圆线直”的数学老师沈沅湘；用英文和到访的美国大兵流利对话的英语老师王道平等。 屋漏又遭连夜雨。刘赓麟在国立八中永绥高中分校艰难求学期间，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家庭经济负担也越来越重。1944年11月初，父亲突然病倒了，很严重的水肿病！这位慈祥的父亲一边为刘赓麟求得生活费用继续上学，一边借钱为自己治病，希望自己的病能早日康复，以便能继续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苦难家庭——上有老人，下有妻儿。他苦苦地挣扎，竭力维持家庭的生活。但这场战争太残酷，给这个社会带来无尽的灾难——物价飞涨，钱不值钱，民不聊生。他求助无方，苦于无钱医治，只能在家等死！ 1946年，刘赓麟读高中二年级。5月1日回家，一见父亲卧病在床，他心酸流泪了。“父亲一见我回家，非常高兴，看来精神还好，后来一天一天不行了”。他整整伺候父亲两个月。病危的时候几天日夜不能入眠，父亲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就躺在竹椅子上，一直到死前10分钟，父亲就歪着头望着他，对他讲些什么他也听不清楚了。刘赓麟哭着说：“爸爸！我的书是要读的！”突然，父亲叹了一口气，就这样停止了呼吸。母亲说：“你看，你父亲就是等你这句话！”当年父亲年仅37岁，他才17岁。 父亲的去世给这个本来就负债累累的家庭带来更大的困难。受生活所迫，1946年7月，刘赓麟第二次离开学校，辍学回家。这已是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国立八中迁回安徽。 刘赓麟没有兄弟姊妹，回到家里独自一人挑起了家里重担，但是，他对于农事什么也不懂，接触的人也就是本乡的几个初高中同学。同学亲如兄弟，他们经常来看望刘赓麟，并帮助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还与他一起商量继续求学的事情，而父亲过去的一帮朋友，见刘家落难，人走茶凉，再也不来往了。这一年母亲也病倒了，经常吐血，一病就是十天半月，卧床不起。她整天在眼泪和痛苦之中煎熬，发愁丈夫走后留下的一大堆债务，发愁儿子求学的学费，发愁社会黑暗、物价飞涨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的灾难。刘赓麟的祖父母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只能靠种田养猪过活，勉强撑起这个家，生活极为困苦。 “父亲逝世那年我仅17岁，正值高中二年级。受生活压力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双重压力，被迫休学在家，自己当家理事。因为初回家管家事，一切都不熟，接触的人就是几个同学，原先自己的交际关系在校中都不广，何况在家乡，从此我父亲的一些朋友也与我家无往来。父亲死后，自己当家，因为田土界限的事情，曾与人发生些争斗，认为自己家里很没有面子。人家都想欺负我，自己受到委屈，亲身体会到社会的黑暗。”这一切刘赓麟一生记忆犹新。 1946年年底，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经母亲想方设法和多方筹措学费，在国文老师陈宗南推荐下，刘赓麟转入湖南醴陵省立第十四中学，即现在醴陵一中，继续读书，直到毕业。 在湖南醴陵省立第十四中学期间，刘赓麟成绩优异。他兴趣广泛，在课堂上、操场上、舞台上、棋坛上都非常活跃，而且他特别喜欢古文和化学、植物学。他性格内向，不善于交际，但是言谈起来，又显得幽默、诙谐，滔滔不绝。在课堂上他是一个勇敢者，敢于提问，敢于发言和辩论。古文教员陈宗南老先生称赞他“好问则裕”。湖南有名的教育家、英文教员沈克家先生称赞他“多思善辩”。有一个年轻的化学老师对他则很恼火，有一次在课堂上被他问住了，支支吾吾下不了台，这个老师到校长那里告状，说刘赓麟不礼貌，硬要他致歉。但实在没有什么道理，遂不了了之。1947年8月，刘赓麟在湖南省立第十四中学高中部毕业。 1948年2月，盼望已久的大学梦因寒假大学不招生而停止。19岁的刘赓麟无奈地回到桃源老家茶庵铺，第三次辍学在家，自己补习功课，以备考大学。他约几个同学在家温习功课，地方恶霸、县参议陈斌发现后，对他进行恐吓，说他思想有问题。因此，他抛开书本，逃离家乡，提早来到武汉，躲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坚持自学，补习功课，决心不考取大学誓不罢休！ 对于自己的求学之路，刘赓麟感受深刻：“我的小学、中学是在兵荒马乱、父亡母病、山高路远的困境中走过来的，学制12年只读了10年，休学3次计两年。” 他说自己在天禄学堂读小学、初中时期，因受旧的教育思想启蒙，接触不到新的事物，只对于国民党贪污腐化的政治痛恨仇视。进入国立八中读高中时期，正是抗战中“国共合作”时期，一致对外，全民族共同抗战。因此，在湖南常德桃源等地，言论一度开放，才开始接触了新思想。在国立八中，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集会，唱抗战歌曲，演唱抗战剧，宣传全民族抗战精神，学生在课外还讨论抗战形势，虽然对于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和无能政治有了仇视而反对，可是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认为国民党可以革新，希望所谓的民主人士登台，只要把“孔宋”家打倒，社会政治就可以改变了。同时，对美国也有许多幻想，*痛恨的是日本侵略者。回想当年，他觉得自己思想极为幼稚。 日寇侵略，国碎家破，从小就给刘赓麟幼小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饱受战争的恐吓，遭受旧社会的黑暗，“父亡母病”，被迫3次辍学，更坚定他不畏艰难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立志走知识报国之路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