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

中古洛阳城：一个在劫灰中倒叙的故事

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美国汉学家谢弗（Edward Hetzel Schafer）提到洛阳的时候流露出不一般的艳羡语气：
“洛阳古城与它西面的长安城相比，无论规模还是历史都不相上下，但洛阳还有某种更为温馨，更加高雅的精神生活氛围……”
当得住这样的美谀，洛阳曾经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概已经忽略了一切具体的时间空间，忘记了百代的光阴是无法用一张地图来描绘的。但是，人们在提到历史上的伟大城市时，多半又都是如此的“印象派”，而且越是深刻的误会，这理想中的城市便越是光彩夺目。日本室町时代（1336年—1573 年）以来，就一直流传着因洛阳而得名的“洛中洛外”图绘， 那时代的绝大多数日本人从未来过中国，更不用说身临其境地感受洛阳的繁盛，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这样的图绘中， 雾里看花， 把“洛阳”两字当成一切人间锦绣的*高象征。
日本人所艳羡的中国的“理想城市”， 也有自己的“地形图”。这图的*紧要处， 是容得下各种误会和暧昧的“自然”。对于洛阳而言，“理想城市”是“花”和“尘”的并存。阳春好景时的“洛阳花下”呼应着不那么美妙的“衣袂京尘”， 它们一起构成了中古中国城市*显著的景观。这景观同时也是“自然”和“人工”的平局，是中国式人生的一对寓言。
“花”对于洛阳来客并不陌生。宋人后来总结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 虽负担者亦然。”（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大概就是“温馨……高雅的精神生活氛围”之一种吧。但是，今天的人们不太容易体会的，是看花客眼前拂面而至的“紫陌红尘”，它随着人情的涨落时隐时现，既曾托起了芳华丛中的十里春风，也让古代的城市变得肮脏、困顿，并在城市的末日里将其直接埋没。它提醒着我们，繁盛的时间也映照着过往的苦恼人生，城市如同其构成物之一的建筑材料，在建构、累积的同时也崩塌、污损，而万古不变的自然将欢笑如初。通过这种对比，“自然”*终揭示和凸显了“人事”的有限。
和短暂的人类生命一样，城市自有其生与死。对于有一类城市而言，“过去完成时”中那些已经不可见的风景，才是其对于当代历史的意义所在。
在陇海路边，今天的“花之洛阳”仅仅活在对上个春天的追忆中，我们所要讲述的北魏洛阳的故事，也恰恰是从它的身后劫灰说起的。

547年，也就是哥特王托提拉洗劫罗马的后一年，一个名唤杨衒之的北平人—此“北平”大概只是现生灭灭的宿命。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将来完成时”设定于杨衒之生活时代的两百多年前。依然是在这座城市，有一位出身河西敦煌的著名书法家，已经准确地窥见了洛阳未来的命运—对于将文化当作物品收藏、只关心其面值而不在意其价值的当代人而言，索靖的大名联系着《出师颂》，一件2003年拍出两千二百万元人民币高价的书法名作，但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索靖被记住却是因为他一千七百余年之前一句神奇的谶语：
“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循环律，为中国城市带来了奇怪的喜剧和悲剧并存的传统，或者是现实与它的*终结局间不祥的映射—历史时间在此不再是一根绵延的线，而是被压缩成了一个有着黑洞般密度的点，它吞噬了所有“进步”或者“演进”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