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出版社马克思的初心/重读马克思书系

　　《马克思的初心/重读马克思书系》：　　显然，这里的书报检查制度同普鲁士的国家制度，如前述同普鲁士的法律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本质上是建立在警察国家对它的官员的那种虚幻而高傲的概念之上的”②。这就意味着，书报检查制度的专横不过是警察国家制度的专横罢了，而这种专横无疑存在于普鲁士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一痼疾隐藏在我们的一切制度中。”③既然“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④，那么，治疗普鲁士国家专制制度痼疾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不就是废除这种专制制度本身吗？！　　继马克思撰写前篇政论文章之后的1842年5月，他在《莱茵报》上发表了《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一文。我们知道，前篇在批判普鲁士的检查制度以及与其紧密相连的国家（警察）制度时，是以精神自由和理性作为思想武器的，这与更早的《博士论文》反对宗教神学和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以自我意识和理性作为思想武器，大致上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在政治批判的深度和广度上，前篇远远超出了《博士论文》的水平。而本篇与前篇的主题虽然都是出版自由问题，但二者绝非简单地重复——特别在围绕“自由”这一关乎精神、理性和意志的核心概念的探讨上，青年马克思在尚未摆脱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大前提下，即已开始孕育并出现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思想萌芽。　　首先，马克思是从精神自由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行业自由，来看待出版自由问题的。他说：“因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因而也就是出版的类的本质。”①从表面上看，把出版自由列于行业自由之外似乎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出版作为一种行业，难道它不受行业自由的规律支配，却要受超越于行业规律之上的精神规律的支配吗？但从本质上看，这里所谈的并非是受物质规律支配的出版的行业自由的规律，而是受精神规律支配的出版自由的规律。正是在这样一个维度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出版的*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②这句话所意指的“精神的自由”。——这种自由当然不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而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③，是把粗糙的物质斗争形式上升为纯粹的精神斗争内容的过程！　　其次，马克思对自由和出版自由并未停留于抽象的分析，而是开始用具体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它们。追求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本性，即使是自由的反对者也只是在反对别人的自由；各种自由向来都是存在的，只是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则表现为普遍权利。在出版自由问题上，自由既可表现为个别检查官的特殊权利，又可表现为人类精神的普遍权利。人类精神的普遍权利，难道不比反对这种权利的特殊权利，理应享有更多的权利吗？！如果体现普遍权利的出版自由应当摈弃，那么体现特殊权利的书报检查制度不是更应当摈弃吗？！其实，这种享有特权的检查制度并非控告你违反了现行法律，它要惩罚的是你的意见，因为你的意见不是检查官和他上司的意见。这就意味着，书报检查法根本不是维护普遍权利的法律，而是维护并行使特殊权利的警察手段。这种毫无法律精神却透露着普鲁士警察制度的专横的行为，难道不正体现着特殊权利的专横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