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寿文集

　　《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寿文集》：　　这就提出了一个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汉学的问题。　　简单说来，西方人之所以研究中国，自然是出于他们了解中国的需要，以及反映了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影响的扩大，汉学日益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的必然趋势。不过深究起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无疑会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因而变得复杂起来。　　*早较有系统地观察了解、进而初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是从明代末年开始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这批“上帝的仆人”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之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历史的真相，已是学界常识。出于更有效地向中国民众传播“上帝福音”的需要，基于对中国社会主导阶层的认识，在利玛窦（Matteo Ricci）从*初穿着僧服，到后来更换为儒服的所谓“易服事件”之后，耶稣会士们将传教对象集中在士人阶层，并在反馈回西欧本土的关于中国社会的信息中，尽量放大其作为一个由知识阶层所管理的“开明君主制”的形象，这既是为了尽可能地将他们在东方的传教事业描绘得前途光明，以便争取本国教会信众的支持与捐资，更是对当时西欧贵族专制君主统治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以致后来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得以借用耶稣会士所告诉他们的关于东方“开明君主”制度的信息.来批判西欧的君主制度，从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以偏概全的盲人摸象故事。“冻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这一逸事，无非告诉我们，一个文明对于另外一个文明的了解，无不出于实际的目的，而这种目的，有时就可能扭曲学者观察的眼光。当今西方世界之研究中国，也未脱离这一规律。　　当今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西方汉学研究，是在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的政府部门与一些私人基金会资助汉学研究项目，曾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背景，那么，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个体学者的一些研究项目呈现出多样化的价值取向，比较显见。尽管如此，在观察与被观察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前者作为主体的地位不可能改变。也就是说：研究者总是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之上，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以满足于自己为目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明显的”他者“，撇开那些政治、宗教等因素，对于西方的研究者来说，它的意义何在呢？　　以西方学界为主导的近代学科体系建立以来，尽管因为西方文明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根深蒂同的弊病，有时也使得其学界困惑与沮丧；或者因为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也促使着学者们去反思他们观察非西方世界的眼光是否客观，于是才有了所谓”中国中心观“命题的提出。但究其根本而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研究，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在他们看来可能更为客观、更为正确的学科体系，这个体系的主体自然只能是西方的，而不可能是其他。在这里，它者只能是西方的一个映衬物。一些学者的研究个案给了我们很好的例证。张西平曾举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cois Jullien，1951-）的例子来做说明。于连认为只有从外部来重新审视欧洲，欧洲才能获得F{我的认识。他说：“从严格意义上讲，唯一拥有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异域’，只有中国。”因此，于连是为了解决欧洲思想的问题，而找到了中国，他研究中国不是为了做一个汉学家，而是做一个欧洲的哲学家。中国不是他的目的地，只是他为冲破欧洲思想的藩篱所反思自己的工具，他的目的地是希腊，是欧洲。　　与于连相似但更具普遍性的例证，则是在西方汉学界著名的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1925-2008）莫属。国内有不少学者曾将施氏所谓中国帝制后期的“基层市场理论”，即城镇分层与正六角型分布结构，应用于不同的地区，试图“检验”其假说的适用性。不过往往都会发现，或者某地城镇的分布，仅“在某些方面与施坚雅模式存在一定的吻合”，或者不得不直言“施竖雅的‘作为社会体系的市场结构’的基层市场理论似有修正的必要”。“。也有学者采用实证的方法，建构了清代华北及陕甘两个不同区域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据此对施坚雅分区理论从历史学方法的角度提出异议，认为无论是清代中期还是清代末年，中国都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上一级城市人口与下一级城市人口之间的关系，在区域之间表现为非常复杂的关系，城市等级与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呈现较大的差异。施氏试图建立一个统一模式的做法，从根本上说来是错误的。”殊不知，施坚雅作为一个经济人类学家，其*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模型，中国历史只不过是他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素材。他所建立的分析模型是否能够吻合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各种复杂情形，本来就不是他的目的。所以才会有“大多数学者觉得施坚雅的分析模型过于规则和‘理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