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49-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1919-1949）》：　　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进展顺利。到1923年底，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已基本就绪，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成熟了。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5人组成主席团。大会代表共165人，一部分由孙中山指派，一部分由各地党员推举产生。其中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于树德等。共产党员占大会代表总数的14%。　　大会*重要的议程是通过《中国国民党**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由孙中山委托苏联顾问鲍罗廷起草，经反复讨论，由孙中山审定而成，1月23日由全体代表通过。它集中反映了孙中山思想的进步和国民党的新生。　　大会《宣言》共分三个部分。**部分分析了“中国之现状”。宣言指出：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而“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究其原因，乃是由于“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宣言》强调：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　　第二部分 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是《宣言》的主要部分。　　（1）关于民族主义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这就赋予了民族主义反帝的内涵，剔除了以往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大汉族主义倾向。　　（2）关于民权主义提出了实行革命的、普遍的、直接的民权。所谓革命的民权，就是民权主义要“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卖国罔民以效忠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这就把民主问题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联系起来，明确了民主的对象是赞同反帝反军阀的人民。所谓的普遍的民权，就是看到了欧美国家的民主“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的本质，明确提出了国民党的民权主义要与欧美国家的民主相区别，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得而私也”。这就明确了民主的目标是要实现真正为人民所有的民主，而不是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所谓直接的民权，就是继承和发展了此前提出的直接民权思想和五权宪法理论。根据直接民权的原则，“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根据权能分开的原则，国家统治权分为人民掌握的政权和政府掌握的治权两个方面，政权领导治权；政府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分立。这对民主的内涵及实施方式是一种积极的思考。以上这些阐释，是对旧民权主义的重大发展。　　（3）关于民生主义主要原则仍然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根据平均地权原则，国家要通过征税和收买的办法，使土地之增值收归国家，防止“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根据节制资本原则，国家要防止私人资本操纵国民之生计；具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之企业，要由国家经营管理。这些虽然与旧民生主义差别不大，但本次宣言比以往更加切实地注意到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工人的利益问题。宣言指出，对缺少田地的农民，国家要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国家要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以后不久，孙中山又明确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