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河洛文化与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及创新

　　《河洛文化与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及创新/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东汉时期行仁恕之政的帝王不在少数。东汉初年，经过光武帝在位期间的与民休息，社会经济逐步恢复。《续汉书·祭祀志上》记载，建武三十二年（56年）二月，光武帝封禅泰山，在泰山刻石中有“聪允明恕”之句赞扬光武帝的仁恕之政。唐显庆元年（656年）八月，侍御史王义方在奏章中说“光武聪明宽恕”①。汉明帝在位期间，行“察察”（苛察，烦细之意）之政，民众都厌烦汉明帝为政的“苛切”，但仍有傅毅《明帝诔》说他“薄刑厚赏，惠慈仁恕”②。汉章帝即位后，深知百姓的疾苦，所以为政“事从宽厚”，行仁恕之政。史家评价云：“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亲。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故乃蕃辅克谐，群后德让。谓之长者，不亦宜乎！”③汉章帝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是与汉明帝相比较而得出的。《东观汉记》记载汉和帝“孝顺聪明，宽和仁孝”，在游历东观之后，“德教在宽，仁恕并洽，是以黎元宁康，万国协和”④。东汉前期仁恕之政的实施与其执行的治国之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元初四年（117年）七月，汉安帝针对包括京师在内的十郡国雨水成灾，再加上有关官员不体恤民众，特别是地方官在案验户口之时.违反《月令》中的“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之礼，出现了“虽有糜粥，糠秕相半，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的现象，因此下诏要求地方官“其务崇仁恕，赈护寡独，称朕意焉”⑤。汉安帝要求地方官用“仁恕”善待百姓，赈恤爱护寡独之民。　　两汉之际，作为家族文化的仁恕传统赢得了东汉皇帝的敬重，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独特现象，官员的仁恕之举对社会风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莽篡位后，颍川人陈咸隐居不出，陈咸“性仁恕”，常常告诫子孙：“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所以世人说：“陈氏持法宽平也。”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廷尉郭躬家世掌法，务在宽平，决狱断刑多依矜恕，乃条诸重文从轻者四十余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律令”。永元六年（94年），陈咸之子陈宠代郭躬为廷尉，及为理官，“数议疑狱，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帝辄从之，活者甚众”，陈宠“复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①。用仁恕的理念处理法律问题，深得百姓的尊仰。汉元帝时，卓茂在长安学《诗》、《礼》及历算，初为丞相府史，侍奉孔光，后来为侍郎，给事黄门，迁任密县令，“劳心谆谆，视人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在处理县中“人尝有言部享长受其米肉遗者”事件中，既考虑了人情，又顾及法律规定，赢得了民众的信赖。经过数年的努力，“教化大行，道不拾遗”，甚而出现了蝗虫不入密县的异象。王莽摄政时，卓茂迁任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随送”。刘秀即位后，卓茂在河阳拜谒了光武帝，光武帝下诏褒扬：“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赐几杖、车马，衣一袭，絮五百斤”。史家评论日：“夫厚性宽中近于仁，犯而不校邻于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②卓茂以自己的仁恕赢得了社会的认可。汉明帝初年，邓禹的儿子邓训为郎中，“乐施下士，士大夫多归之”。邓训的“乐施下士”其实也是仁恕的一种表现，李贤注引《东观记》日：“训谦恕下士，无贵贱见之如旧，朋友子往来门内，视之如子，有过加鞭扑之教。太医皮巡从猎上林还，暮宿殿门下，寒疝病发。时训直事，闻巡声，起往问之，巡日：‘冀得火以熨背。’训身至太官门为求火，不得，乃以口嘘其背，复呼同庐郎共更嘘，至朝遂愈也。”③邓训的仁恕在对待士人、友人之子以及同僚之间得以表现，正显现出仁恕理念在河洛地区普通人心目中的位置。马援虽然能够看淡功名，但仍然被谗言攻击，史家评论日：“诚能回观物之智而为反身之察，若施之于人则能恕，自鉴其情亦明矣。”④汉和帝时，魏霸任巨鹿太守，“以简朴宽恕为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