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与中国史学

　　《汉英对照近世经典与传统文化系列：与中国史学》：　　《左传》与《春秋》关系密切。不少古今学者认定《左传》是为《春秋》而撰，是释经之作。《春秋》正文是经，释经之文称传，经与传犹如衣服之表里，相辅而成，经文简要，传辞详博，两者不可分割。然而也有人认为《左传》本是一部独立的史学著作，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春秋》列为经书，“左传》则被强置于”公羊传》《谷梁传》之列，合称《春秋三传》。现存的《左传》与《春秋》歧异之处不少：有经载而传无者，亦有传载而经无者；《春秋》以鲁史为主，《左传》记晋事居多；至若两书思想，分歧更多。因此，《左传》一书并不是《春秋》的注传。　　上述见解或许各有道理，一时也难有定论。但不论怎么说，《左传》与《春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书关系十分密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左传》是一部比《春秋》更成熟、更完备、资料更丰富的编年史，也是应该充分加以肯定的。　　《左传》记事和《春秋》一样，叙述以年、时、月、日为序，但在记事形式上却有了显著的改进。《春秋》只标事纲，不记具体内容，故被称为流水账式的大事记。《左传》则不同，它原原本本地叙述事件经过，对人物形象、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都尽可能详其原委，较真实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如著名的晋楚城濮之战，《春秋》的记载仅是寥寥一二百字，《左传》则多达数千言，对事件的原委、战争的经过、晋文公和楚将子玉的人物形象等，都作了详细的交代和描述，大大提高了史料的价值。　　春秋是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各种矛盾之尖锐、复杂乃前所未见，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大国诸侯的争霸与兼并战争连绵不绝。为了揭示历史的内幕，《左传》多记战争。它写战争，从战役前的准备到临战的料敌决策，再到战场上的交锋搏杀，直至战争结束，层次分明，有条不紊，波澜起伏，变化多端，行文言简意赅，修辞严谨优美，读来真是感人，一扫《春秋》那种枯燥无味之感。这是编年体史书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在叙事和论史相结合方面，《左传》也形成了自己的显著特点。孔子修《春秋》，注重“文约指博”，往往用*简单的文字表达对事件性质、人物善恶的基本看法，寓褒贬于文辞之中。后人称孔子的这种修辞法为《春秋笔法”，是微言大义，暗寓褒贬。这种方法的弊端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会束缚作者思想，而且限制了对史实的详尽记载。《左传》不在微言大义上作文章，而是采取了在叙述史事的同时加以评论的方法。　　综观《左传》一书，作者是通过三种方式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史事进行评论的。其一是以“君子日”的方式直接加以评论。全书的“君子日”多达五十多处，大多是对关乎礼治的史事直接表达作者的态度。如在周王室与郑国互相抵押人质一事之后，“君子日”的评语说：“不以诚实来取信对方，交换人质为抵押也毫无益处。办事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用礼义约束自己，就是没有人质，谁也不能离间他们的关系。君子为两国结信，只能实行礼义，哪里能抵押人质呢？”周天子与郑庄公交换人质一事发生在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起因是天子与诸侯间彼此的不信任。以后的事实证明，交换人质对周天子和郑庄公都未起到丝毫的约束作用。作者的这一评论，毫不回避地矛头直指周天子和郑庄公，一针见血，直截了当，明确表达了作者的政治态度。评论的第二种方式，是借用前人的话或伪托前人的话来加以评论。这种方式随处可见于《左传》的正文。如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记载子产的临终遗言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必须实行宽厚和严厉相结合的政策。作者对此是十分赞赏的，但没有直接加以评论，而是借用孔子的评论说：“讲得好！政策太宽，百姓就怠慢；百姓怠慢不遵法度，就用严厉的办法来纠正。过于严厉，就会伤害百姓；百姓受到伤害，就要用宽厚政策加以安抚。宽厚要用严厉来补充，严厉又需要用宽厚来配合，这样的政策才适合治理百姓。”很显然，作者用孔子的评论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又如在记叙子产死后，借孔子之口说，“古之遗爱也。”有人说这是《左传》的作者假托孔子之辞。其实，不论孔子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作者这样做的用意，无非是要凭借孔子的声望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