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其翰回忆录

　　《凌其翰回忆录/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百年中国记忆》：　　第1章 驻比公使馆时期（1933-1936年）　　留比时期的片段回顾　　我于1927年9月前往法国，准备进巴黎大学学习法律。由于家中经济困难，我仅靠1924-1925年在上海邮局工作期间存下来的工资1200银圆作为我的留学基金。虽然当时任北京仁立地毯公司经理的长兄其峻允予接济，但在巴黎这样一个西欧大都会里留学，经济上没有切实的保证终究是一件冒险的事。到巴黎后听说比利时生活费用较低；且按照比国大学学制，法学院分预科和正科，预科2年，正科3年，正科课程与巴黎大学法学院硕士班的课程相同，每年期终考试全凭听讲笔记口试，*后一年各科口试均及格后，即授予法学博士学位，不必劳民伤财地准备博士论文。此外，距比国首都布鲁塞尔铁路交通仅半小时可达的卢文小城，人口五万，却有一所古老而著名的天主教大学，地点僻静，可以安下心来，刻苦读书。　　基于上述理由，我决定转往比国留学。告别了同来巴黎的次兄其垲（字梦痕，他的留学费用由其嗣父仲侯叔提供，可安居巴黎学习）后，我只身前往比国，考入卢文大学法学院预科二年级学习。　　一年以后，中比庚款慈善教育基金成立了。按照规定，中国留比学生期终考试成绩优等以上，由所在大学校长保举，可获得奖学金一年，月领1200比国法郎，生活相当宽裕。若连获奖学金三年，还可获得回国旅费250美元。我就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度过了四年的留学生活。　　然而我的留学生活也曾经受到过干扰。这还要从我出国前的一段往事谈起，大约1926年8、9月间，我适在上海震旦大学法科二年级学习，因罢课掀起学潮，不得不辍学。又到上海一位女律师郑毓秀那里任法文秘书，认识了她的丈夫魏道明，以及刚从北京南下的著名法学家王宠惠。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王曾出任外交部部长。郑毓秀曾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其实她的法文程度很糟，博士论文是由王宠惠捉刀，再由中国驻法使馆秘书谢东发博士翻译成法文的。我在她的事务所工作期间，曾把她的有关美国宪法的博士论文译成中文，仍用她的名义，不作为翻译，由世界书局出版。由于郑的律师事务所清闲无事，仅三个月我就辞去了这一工作。　　往事历历在目，干扰恰恰来自这一方面。1929年，我的长兄其峻从国内来信说：“李石曾之流在北方声名狼藉，闻不久将来法活动，望吾弟对彼辈敬而远之……”果然不出其峻所料，不久以后，李石曾、王宠惠、郑毓秀、魏道明等联袂到了巴黎。魏道明并给我打了一个简短的电报，要我速来巴黎一谈。　　我一到巴黎即赴近郊伊佛里（IURY）去探望次兄其垲，将其峻来信及魏道明来电一一向他说明，结果昆仲二人一致赞成按长兄的教导去做。于是我一人到巴黎城内访问魏道明，在那里也看到了李石曾、王宠惠、郑毓秀等人。魏单独与我谈话，说他与李石曾商定，拟聘我常驻巴黎担任联络员（这时李石曾垄断了中法庚款教育基金），月给生活费远较公费留学生优厚得多，联络工作不会太忙，我同时可在巴黎大学报名，听讲，参加考试，准备博士论文，等等。讵料我打定主意听从长兄其峻的教导，要对他们敬而远之。我既已成竹在胸，就不慌不忙婉转陈述，说我在比国小城镇读书已成习惯，我领的中比庚款奖学金也相当优厚，生活比自费生还要好。我十分感谢他们的高情厚谊，来日方长，当再图报。况且我正在准备参加政治外交系硕士的考试，现在就骤告中断而来巴黎岂非可惜。魏道明见我说得有条有理，就要我翌日再谈。　　翌日，我又访魏道明，大概他已和李石曾商谈过，他说既然我决定回比利时，也只好如此了。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决定出版世界名著译丛，其中有蒲鲁东所著《贫困的哲学》，拟请我抽暇译成中文，我同意了。原来李石曾、吴稚晖都自称无政府主义者，蒋介石当时想利用他们所标榜的无政府主义来在理论上扰乱是非，反对中共。魏要我译《贫困的哲学》，其实也是李石曾的主意。　　回到比利时后，我利用课余时间，陆续翻译了此书20万字左右，终因准备期终考试十分紧张，而不得不搁笔。魏道明以后看到我也从不问起此事。此后，我一直对这些人保持着不即不离的关系，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由于我坚持不受外界干扰，留学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1929年考得卢文大学政治外交系硕士学位，1930年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考得海洋法硕士学位，1931年考得法学博士学位。“九一八”事变，我就匆匆束装回国，以赴国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