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九、重新入党　　1947年春，经中共湖南省地下党组织的协助，李达任湖南大学法律系教授。这期间，李达处于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之下，他的课堂被监控，访客被记录，他还被列入黑名单。尽管如此，李达仍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社会学和法律理论，在自己家里接见青年学生，鼓励他们参加革命斗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克服病痛折磨②，完成了《法理学大纲））。在这本专著里，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法律现象。他认为，必须用阶级观点考察法律，因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用来保护占主导地位的财产关系的。　　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4月，李达受中共湖南省地下党组织的委托，说服时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将军投向共产党。根据共产党的指示，李达要说服程潜投奔共产党，而这要冒巨大的个人生命风险。程潜将军要求李达向毛泽东汇报湖南的情况以及他本人希望湖南和平解放的心愿。就程潜和湖南省省长陈明仁③确实投向共产党而言，这一策略*终取得了成功，尽管新任命的省长陈明仁曾经抵抗过南下的林彪军队。　　1948年，毛泽东通过中共湖南省地下党组织邀请李达前往北京。1949年4月16日，李达离开长沙，经由香港秘密进行长途旅行，于5月14日抵达北京。在北京，他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其他党的领导人。李达与毛泽东交谈至深夜，向他汇报了湖南的情况，重建了与毛泽东的情谊。即使李达不是正式的中共党员，但由于多年以来对共产党的支持，他被重新接受为中共党员。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等人作历史证明人，在脱党26年后，李达被批准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十、解放后的哲学与政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积极投身于教育与行政工作。在不同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他也是**、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还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会长。　　不过，很明显，因为1923年由于政策争论而脱党，李达没有获得他本可能拥有的政治地位。李达的脱党行为违背了党内纪律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是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列宁主义政党的标志。尽管在1923-1949年间李达作为“同路人”为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由于不满统一战线政策而愤然脱党的行为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政治生命。李达的坚韧和独立个性向党的铁的纪律提出了难题，甚至即使在他重新人党后，他的直率作风使得他与一些比他本可以取得的地位更具权势的党内人物发生争执。他的脾气*终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基于同样的理由，尽管李达无疑有着决不妥协的性格，但正如我们将要多次提到并展开分析的，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理论著作从未偏离他所理解的正统观点。如果我们要记住李达的功绩，那应该是他为具有强烈正统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同样，解放后，李达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当作新的正统，并努力加以阐发。这一思想深植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李达本人部分地充当了将这一正统观点介绍给毛泽东的中介。然而，即便如此，李达还保有了一定的批判的独立性，在他去世前夕，他公开反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吹捧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观点。这一点以及李达早年违反党的纪律的举动都表明，李达之所以赞成他所理解的正统观点，不只是因为它是正统的，还因为李达坚信它是真理。当出现一种在李达看来是错误的新正统观点时，就像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那样，李达毫不犹豫地反对它，哪怕冒着严重的个人困难和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