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之狐隆美尔

6月里的一个清晨，沐浴着**道刺目的阳光，我们蹒跚而行，刚刚越过了贝勒哈曼德以西的一片雷区。那片雷区，位于驻贝勒哈曼德的第10印度步兵旅指挥部及其周围；前一天傍晚，我方刚在此地被德军的坦克打败了。与所有在旷野里熬过了一晚的俘虏一样，我们这帮人全身上下都肮脏不堪。我们当中，既有英国人，又有印度人；有些穿着制式衬衫和短裤，浑身颤抖，有些则用外套、毛毯蒙着脸，或者戴着巴拉克拉瓦式头套[1]，只露出眼睛。我方所有官兵都胡子拉碴，脸上脏兮兮的，又累又饿，心乱如麻。我们开始认识到，“钻进口袋里”这句中东地区流传甚广的俏皮话，完全没有那么好笑了。看管我们的德军，时不时地带着一种静静的轻蔑之色瞥我们一眼；以前在扫视一队队望不到头的被俘意军时，我们自己经常也是带着这样一种轻蔑之意呢。怀着一种害怕地雷的正常心理，我沿着比较容易走的雷区边缘，一路踉跄着往前走，直到一位年轻的德国士兵向我厉声喊叫，让我回到队伍里边去，我才低下头来，看清了自己所踩的地方——当时，我可并不是很在乎自己站在哪里呢。 我们经过的那片雷区对面，德军有一支炮兵部队正在作战。我方的火炮和一些隐蔽的、只露出炮塔的坦克，显然正在瞄准他们。从规格为25磅的坦克炮射出来的炮弹和曳光弹，开始在队伍的四周倾泻而下。我旁边的一位年轻军官，被炸掉了一只脚，队伍前面传来了阵阵惊呼。出于一种不约而同的冲动，每个人都突然开始急急忙忙地往回跑。我跟在其他人的后面，跑了几码[1]远；接下来，由于往炮弹爆炸的地方跑与躲避炮弹的结果没什么两样，我便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前走。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与那名殿后的德国士兵并排而行了；那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士兵，正是“非洲军团”的典型。他向我示意，要我跑动起来。我脱下帽子，让他看了看我那一头灰白的头发。他就像一头年轻而没有经验的牧羊犬一样，不知道究竟是要把一只离群的羊儿赶回去呢，还是要让其余的羊儿继续聚集成群，犹豫了好一阵子。接下来，他还是弓起身子追赶队伍去了，并且示意我跟上去。 由于德军的那个炮兵连似乎正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因此我漫不经心地走到了队伍的一侧。走了大约50码之后，我便看到了自己正在寻找的地方：一条狭长的战壕。我悄悄地溜到战壕里，用泥土把身体盖起来。在沙漠里被俘之后，找不到逃脱机会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运气好的话，我可以一直躲在这条战壕里，直到天黑，然后找到一条近路，穿过这片雷区。现在，我可能要走到阿代姆才能归队了；不过没关系，很多人曾经走过比这还远的距离呢。 可20分钟之后，我就被抓住了。有一名德国军官，站在军车上路过的时候发现了我，便停了下来。他把我从战壕里揪了出来，载着我向此时仍在遭受火炮零星射击的队伍前头而去。不待我重新加入队伍、加入到其他战俘里去，一名德军上尉就用英语向我大声喊道：“你是这里的高级军官吗？”可能吧。毫无疑问的是，我是战俘里年纪*大的一位。“你跟两位德国军官，乘坐一辆插着休战旗的指挥车到那边去，告诉你们的炮兵，不要再开火了。他们再开火的话，只会危及到你们自己人。”的确如此。然而，战俘的本能，就是不遵照敌人的命令行事。我回答说，我认为自己做不到。“那么，你就选派另一名军官去。”我回答说，我觉得自己也不能下达这样的命令（在接下来的那16个月里，我时不时地想知道，如果抵达了我方的炮兵阵 地，如果不是那么愚蠢地拒绝了这一要求的话，德军又怎能把我抓回去）。 就在此时，一辆“大众”牌军车开了过来。一位身材不高、健壮结实却又修长精瘦的人，跳下了汽车；此人全身穿戴得很是齐整，上身是夹克衫，下身是马裤，与其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注意到，他的双眼呈亮蓝色，下颌结实坚定，带着命令的神气。我们无须懂什么德语，就知道他正在询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一起说了一会儿话。接下来，那名说英语的军官便向我转过头来。“将军有令，”他悻悻地说道，“如果你决定不接受我刚才下达的那道命令，那么我就不能强迫你接受。”我看了那位将军一眼，竟然觉得他的脸上还带着一丝微笑。不管怎样，他的干预似乎都值得我去敬上一个军礼。我向他敬了一个礼，然后回到队伍当中，被德军赶往战俘营。 当时，我几乎不可能认出那是隆美尔。可是，我也全然没有想到，仅仅过了几年之后，他的遗孀就会把他去世时拓下的面具给我看，把他被杀的真相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