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科学研究

　　《哈贝马斯科学观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书系》：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科学推动的社会生产获得了革命性的进步，才能使人们获得更好的教育、更大的自由和长期的物质生活保障，才有可能为人类的政治解放奠定基础，也才有可能创造出他所说的“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个人”。而在社会生产进步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作用无疑是极其关键的。在中西方学界，关于科学的宗旨或者目的，一直就是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科学价值中立论”被许多学者奉为真理，它认为人们进行科学工作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寻求自然界或人类生活的真理，而不是为了追求金钱或获取个人声名。这样一种主张“价值中立”的态度在科学界拥趸者甚多，它对科学目的的理解，本质上还是笃信科学是一种“纯粹”的事业，认为科学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马克思并不同意这一立场，他认为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必然是社会的，带有社会的烙印。科学一定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科学家实际上也是有自己社会立场的。倘若科学所探究的真理仅仅是关于自然界的确定性知识，那么，这种完全抛开了人的生存实践与价值判断的真理并不存在。　　同时，当代科学发展也存在明显的分化。一方面，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间存在的分化倾向，另一方面，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内部新的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的产生从未停止。在某种意义上，不同的学科间的分化是在进一步加强，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同一学科内部的科学专家对本学科内的不同方向可能完全陌生。上述情况的出现将导致科学专家之间产生意义理解上的分歧乃至敌对。而这种现象也正是英国学者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背景，“两种文化”的概念准确地概括了西方学术界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间的分裂。斯诺指出，“人文学者在一端，而在另一端是科学家，数学家与物理学家是科学家的典型。在这两者之间充斥着怀疑和敌视，但这种严重的分裂多半是由于误解造成的。他们彼此满怀偏见和主观臆断的敌视”①。正如剑桥大学知识史教授斯蒂芬·科里尼所评价的，斯诺“阐述了一个问题（后来化成为若干问题），是现代社会里任何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的”。那么，究竟如何化解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垒呢？　　正如马克思讨论科学问题时阐述的，一定要在两种科学文化历经了深度的分化后方能获得真正统一，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不同科学之间的分裂与对峙对于科学的进步乃至更高层次上的统一来说可能是必经的阶段。　　由于作为自然科学对象的自然界是经过人的劳动、社会的工业生产而改变过的，而人又同时属于自然界，因此，马克思说，“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①。在他看来，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②。因此，“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③如今，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整体性、交叉性趋势也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当年论断的合理性。　　正是在马克思“一门科学”思想的启发下，哈贝马斯构建了“批判的社会科学”体系。哈贝马斯大体上赞成马克思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他在《理论与实践》《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多次重申了类似观点，并进而提出“科学技术是**位的生产力”④的观点。他在《认识与兴趣》中将以解放为目的的“解放性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统一，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一门科学”精神旨趣的传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马克思科学观直接影响了哈贝马斯科学观的建立。与马克思一样，哈贝马斯对科学问题极其重视，将科学作为当代人类实践*重要的方面看待，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的生产力”的观点，并把科学技术视为一种新型意识形态。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客观上起到了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作用，也造成了人的严重异化，成为控制和压迫人的工具；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人类的解放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