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演员的诞生:中国百年戏剧表演教育

　　第二节 中国戏剧的兴起及发展　　作为一种外来的艺术样式，戏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传到中国，*初被称为新剧、文明戏、爱美剧等。1928年，中国戏剧家洪深提议定名为话剧，将之与中国传统戏曲、歌剧、舞剧、哑剧等相区别。它综合文学、表演、导演、美术、音乐、舞蹈等多种文艺成分，而以说话（对白、独白、旁白）为主要表现手段；演员的表演则是以说话和动作来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直观地展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斗争。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中国话剧沿着一条曲折的道路发展前进，出现了大量的优秀剧作家、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家和戏剧活动家、戏剧教育家、戏剧评论家。他们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戏剧作品，获得了千百万戏剧观众，培养了大量的戏剧人才，使得戏剧在中国的土壤上落地生根，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舞台艺术，也成为世界戏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　戏剧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及发展　　1.　新剧　　19世纪末，中国已经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变革现实，振兴中华。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急切地寻找新的文艺武器为现实斗争服务，于是戏剧这种便于反映现实生活、易于鼓动人心的西方戏剧样式便被引进、移植过来。与传统旧剧相对，当时被称为新剧，1910年后又被通称为文明戏，多是用幕表的形式，只有剧情大纲，由演员即兴编演。　　1906年冬，中国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等组织春柳社，1907年在日本东京演出了《茶花女》的一幕和《黑奴吁天录》。受其影响，同年，王钟声等在上海组织春阳社，也演出了《黑奴吁天录》。春柳社成员欧阳予倩认为，这是“话剧在中国的开场”。春阳社于1908年在上海演出的《迦茵小传》，被认为是中国**次成型的话剧演出。由这时（约1907—1909年）起，约有10年时间，是新剧的兴旺时期，以上海为中心，涌现出许多新剧团体，其中主要的团体除春柳社、春阳社、南开新剧团外，还有以陆镜若为主干的文艺新剧场、任天知创办的*早的职业剧团进化团、陆镜若和马绛士等合办的新剧同志会（即春柳剧场）、刘艺舟的励群新剧社、郑正秋主持的新民新剧社等等。他们所演的代表性优秀剧目，大都具有宣传革命、反抗封建的精神，如反对种族歧视的《黑奴吁天录》、宣扬爱国思想的《热血》、讴歌辛亥革命的《共和万岁》、反抗封建迫害的《社会钟》等。　　在北方，1909年，天津南开学校演出了张伯苓编导并主演的《用非所学》，是北方演出新剧的开端。在张伯苓、张彭春等领导下，南开学校的新剧演出坚持“练习演说，改良社会”的思想，坚持较正规的编导制度，在北方新剧演出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中国话剧的创始形态，新剧在中国戏剧史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开辟了一个新阵地，为中国话剧的发展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欧阳予倩。　　2.　爱美剧和左翼戏剧　　1919年的五四运动，响亮地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反帝反封建口号，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胡适、陈独秀、刘复、钱玄同、傅斯年等人，主张学习西洋戏剧，特别是以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为模式的戏剧，胡适在1919年发表的独幕剧《终身大事》是他们主张的代表作。　　与此同时，南方新剧原有队伍中的有识之士如汪优游（仲贤）、陈大悲、欧阳予倩等，提出了“爱美剧即非职业的戏剧”的口号。1921年，沈雁冰、陈大悲、郑振铎、欧阳予倩、汪仲贤、徐半梅、熊佛西等13人组成民众戏剧社。1922年，蒲伯英和陈大悲在北平创办了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爱美的——业余的戏剧团体一时出现很多，但除了由谷剑尘、应云卫等于1921年组成的戏剧协社等少数团体之外，大多数都没有维持很长时间。　　但由于革命形势的高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戏剧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中却打开了新的局面。20世纪20年代初，就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剧作。田汉、郭沫若、熊佛西、丁西林等人的剧作，为中国话剧建立了极为重要的文学基础。同时，1922年，在美国专学戏剧归来的洪深加入上海戏剧协社并参与领导，他做了大胆的改革，建立导演制和舞台纪律、力行男女合演等，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话剧艺术体制。他的努力对中国话剧的重新开拓起了巨大作用。戏剧协社、辛酉剧社、南国社等剧团以及当时几个重要的学校剧团（如洪深、马彦祥等主持的复旦剧社）成为话剧战线的主力。在欧阳予倩、田汉、洪深这“三位杰出的话剧奠基人”和他们的战友、学生共同努力下，中国新兴话剧吸收了早期新剧的积极因素，摆脱了后期文明戏的不良影响，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剧坛。把英文drama译为“话剧”，以别于实已陈腐的“新剧”，就是洪深在1928年的创议。　　洪深之后，在美国学习戏剧的赵太侔、余上沅、熊佛西等也陆续回国。他们走向北方，自1925年起先后主持了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这个学校强调艺术实践，培养了不少优秀学生。他们同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剧团共同推动了北方话剧的发展。1929—1931年，欧阳予倩到广州主办了广东戏剧研究所，并附设演剧学校，开拓了华南话剧事业。　　20世纪20年代的10年，是中国话剧艺术由新剧——文明戏经过爱美剧向新兴话剧转化的10年。新兴话剧的出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大成果。　　1927年**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1929年秋，夏衍同郑伯奇、冯乃超、沈西苓等组成了上海艺术剧社，演出了《梁上君子》等剧，并在中国话剧史上**次提出“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1930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从此，话剧运动进入左翼戏剧阶段。左翼剧联成立后，在工人和学生中积极开展业余演剧活动，在各地推动建立了很多剧团，散播了进步话剧的种子。　　1932年春，由赵品三、李伯钊等主持，在江西瑞金建立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个剧团八一剧团。不久，又扩建为工农剧社总社，附设高尔基戏剧学校和蓝衫剧团等，在前线和后方到处奔波、演出。　　1933年，以戏剧协社为主，上海话剧工作者联合演出苏联特列季亚科夫所著《怒吼吧，中国！》，轰动一时，体现了话剧界团结反帝的精神。　　在整个进步话剧运动蓬勃发展、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的形势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培养自己的话剧人才，于1935年在南京建立了国立戏剧学校，聘请余上沅任校长。教员都由进步戏剧家如应云卫、马彦祥、石蕴华、曹禺等担任，所招学生也大都是进步青年。学校共生存了14年，为中国戏剧培养了大量骨干。　　1936年，上海戏剧界提出了“国防戏剧”的口号，以推动爱国戏剧家开展团结抗日救亡运动。话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还陆续将俄苏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论著介绍进来。　　从1929年上海艺术剧社成立到1937年，左翼戏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出现了**次繁荣，是中国话剧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3.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话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了中国话剧的新时期。这一时期以及其后解放战争时期的话剧，主要任务是进行抗战宣传工作。　　“在整个抗日时期，从地域和文化特征上说，中国戏剧就是由三个‘板块’构成的：一块是以重庆、桂林、昆明为重要基地的‘国统区戏剧’；一块是北京、上海、南京、东三省等沦陷区以及当时香港、澳门、台湾等外国势力统辖区的戏剧；还有一块就是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戏剧’。这三者在民族、语言、文化上的统一性便是我们言说一个国家历史的基点。”［1］［1］董健.中国当代戏剧史稿·绪论，全文见董健，胡星亮.中国当代戏剧史稿[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戏剧教育方面，1938—1941年，在成都建立了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熊佛西任校长，培养了一批优秀话剧人才，也是成都话剧的重要中心。1941年，在四川壁山成立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其中有戏剧组，1946年迁到苏州，1951年并入上海剧专，近10年中，培养学生100余人。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中国戏剧　　1949年7月，在北平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期中成立了以田汉为主席，张庚、于伶为副主席的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戏剧新时期的新开始。　　1949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是话剧大发展的阶段。1952年开始，几乎每一省市自治区都组建了话剧院团，其中重点剧院和学院如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主持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廖承志、金山、孙维世等主持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夏衍、黄佐临、吕复等主持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欧阳予倩、沙可夫、李伯钊、曹禺等主持的中央戏剧学院学院及其实验剧团；熊佛西、朱端钧等主持的上海戏剧学院等等，都成为话剧事业的骨干力量。　　这个阶段，话剧出现了大繁荣的景象，老舍的《龙须沟》《茶馆》，曹禺的《明朗的天》《胆剑篇》（同梅阡、于是之合作），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金山的《红色风暴》，陈其通的《万水千山》等，都是这一阶段的名剧。一批话剧家还以不同方式进行多方面的艺术实践，探索话剧民族化，共同为创建话剧的“中国学派”而努力。这方面，北京人艺的焦菊隐导演做出的成绩特别突出，他主张“一戏一格”，每出戏都各具特色。在《蔡文姬》一剧中，他将戏曲的程式用来塑造话剧人物，在导演上运用戏曲美学的手法，使这出戏荡气回肠，诗意盎然。他在导演《茶馆》一剧时，在舞台场景和节奏的处理上，创造性地将戏曲的艺术方法“化入其中”，而又不见斧凿痕迹，充分显示了话剧民族化的追求和现实主义总体性的导演艺术。在舞台艺术表现力和完整性上，上海人艺黄佐临导演首先提出了三种戏剧观，并在自己的导演作品中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他还首先把布莱希特演剧思想介绍到中国，导演了布莱希特的名著《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开阔了中国话剧工作者的眼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话剧停滞，直至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之后，才重新焕发出生机和力量。在话剧的主题和题材上，围绕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社会思潮，在话剧创作中出现了像《枫叶红了的时候》《于无声处》《丹心谱》《报春花》等剧作，愤怒声讨“四人帮”及其所代表的极“左”路线，歌颂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讴歌正义和人的善良品性；也出现了如《马克思秘史》《陈毅市长》《西安事变》等剧作，通过对领袖人物思想、精神、人格的揭示，来破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个人崇拜或恶意歪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在随后的发展中，话剧大胆地吸收了外来戏剧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优秀成果，创造性地加以借鉴和转化，演出浪潮、戏剧理论、戏剧观念空前活跃，剧坛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情形。多场次、无场次的结构，模糊的主题，意念化的形象塑造，时空跳跃的情节，象征、隐喻、荒诞变形等手法广泛运用，加强了舞台的综合性，话剧舞台呈现出新的态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狗儿爷涅槃》、中央戏剧学院的《桑树坪纪事》都是这一时期现代戏剧新手法的代表作品。　　中外戏剧交流的新开展是这一时期的又一特点。除了中外戏剧家互相访问大量增加外，外国优秀剧作家的作品更多地被介绍到中国舞台上。日本、英国、希腊、联邦德国、美国的著名剧团陆续到中国演出。198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茶馆》赴德国、法国和瑞士演出，开创了中国话剧走出国门之先河。1986年，中央戏剧学院的《俄狄浦斯王》出访希腊，获得很大成功，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1986年，中国历史上**次举办了莎士比亚戏剧节，在北京、上海两地共演出了28台莎剧，对于提高中国戏剧创作、剧场艺术起到了良好作用。　　5.　新世纪的中国戏剧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程，戏剧发展进入了一个极好的时期。不仅在戏剧思维和创作领域做出全新的探索，还不断产生出更加适应市场规律的作品和生产思路。话剧的舞台艺术综合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与加强，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上、在对舞台空间的*大发掘与利用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内外戏剧演出的交流、一些经典剧目和具有市场号召力的作品的重排或重演、实验话剧与戏曲的联姻、大学校园戏剧的兴盛、小剧场戏剧的繁荣，使得中国话剧充满了生命活力，并越来越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