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民的变迁

01童年



§ 爱多亚路上的啼哭声

一个冬天的深夜，没有月亮，天气分外地冷。

街上一片沉寂。

在爱多亚路的一条支路——永寿路11号的一幢大理石大楼里，有一户人家彻夜未眠，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街上的路灯昏黄暗淡，老旧的搪瓷灯罩早已松动，被寒风吹得摇摇晃晃，随时都有脱落的危险。大楼里的左邻右舍在经历了一天的疲惫之后，都已进入了各自的梦乡。

这一天是1949年2月3日，农历的小年夜。



凌晨2时，冼家起了一阵骚动，待产的母亲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25瓦灯泡的泛黄的灯光，映衬得母亲的脸更加缺乏血色，她似乎没有再次做母亲的那种喜悦，而是暗自埋怨孩子降临得太不合时宜。一阵剧烈的疼痛之后，一个小小的男孩来到了这个世界。“哇……哇……”的哭声传了出来。虽然他四肢健全，哭声脆响，但这瘦弱的婴孩显然是过早出生，他小小的躯体中的生命显得倔强而孱弱，就好像一株在温室里培育的幼苗被突然移到寒冷的泥地中。产婆娘把这个孩子抱给母亲看——他那稀少的黑发、高凸的额头、深陷的眼睛、枯瘦的手臂和那狭小的哭得起伏喘息的胸脯，使做母亲的一眼就看出，自己这第三个儿子，有着先天的不足。



父亲是冷静的，不慌不忙地给这个儿子取了名，叫做“冼之威”。

这个“冼之威”，就是我！

我父亲叫冼阿良，十六岁时从宁波乡下来到上海谋生。他在英国人手下当学徒，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活，杂活累活样样肯干，而且眼快手勤、聪明伶俐，颇受师傅喜欢。他一边埋头苦干，一边悄悄学习技术，不久就学会了修车、开车。后来，他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租下一辆卡车，给洋人跑运输。又过了一年，他已经拥有了两辆“道奇”十轮卡车。在上海的十里洋场立足之后，他娶了一位漂亮的重庆女孩——我的母亲桂珍姑娘。

但是，幸福只向这对年轻的夫妇露了露脸，就悄无声息地溜走了——所谓“多子多福”，就像一张大网，整个罩住了他们。短短几年，父亲和母亲生了三男一女，家庭经济每况愈下，母亲的身体也大不如前。





§ 阿娘来救我

家里人把男孩中排行第三的我叫做“小弟”，可我的祖母——我称她“阿娘”——很疼爱我这个早产的孙子，她给我起的小名叫“金龙”。但是，这个响亮的名字并没有给我的童年带来什么好运，就好比“多子多福”其实就和“多子多难”一样。我刚刚出生，母亲就患上了肺病，在家里不停地咳嗽甚至咳血。医生说，这种病很容易传染，*好把母子隔离开来。刹那间，我成了不祥之兆，成了家里的一个巨大累赘，被扔在摇篮里无人看管。什么“金龙”，我就连一只流浪的“喵呜”也比不上了。



阿娘闻讯，急切地从女儿家赶到儿子家，来救她的“金龙”孙子了。一进家门，阿娘抱起了大哭不止的我，不停地拍我、哄我。我错把阿娘当成了母亲，好像有了安全感，竟然停止了哭声，转而粲然一笑——那么可爱，那么有灵气。阿娘感觉这仿佛是佛祖在向自己发出了指令，让她和这个孙子的命运连在一起。她下定了决心，要承担起我母亲的责任。于是，阿娘毫不犹豫地抱起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向南市海潮路而去。阿娘在女儿家（我姑姑家）的旁边租赁了一间用砖泥砌起来的茅屋，在这7平方米的小屋里住了下来。



那一年，阿娘已经六十一岁了，她属于中国妇女中有着坚韧性格和果敢气魄的一类。她认定了的事，不需要得到儿子的同意，也没有谁能够让她退缩。住进这间小屋后，阿娘雇了一个奶妈来给我哺乳。奶妈是个农村妇女，虽然只有三十多岁，额头上却已有了细细的皱纹。阿娘先是以挑剔的眼光观察这个女人： 她的乳房很丰满，就像瓜棚上吊着的大葫芦，上面有青色的经络，犹如地图上的河流。随后阿娘又伸出手，在奶妈的乳房上揉捏了几下，豆浆似的奶水就冒了出来。阿娘满意了，于是就定下这个奶妈。



然而，奶妈也是个苦命的人，没过多久，她的奶水就渐渐少了，我常常饿的哇哇叫。阿娘无奈，只好想方设法，自己动手寻找替代品。她每天烧饭时，都把面上的一层稠稠的米汤舀出来喂我喝。中国是农耕民族，稻米就是*有营养的食物。一天又一天，缺少奶水的我，喝着米汤，在阿娘的怀里撒娇嬉闹，渐渐地长大了。虽然我没有得到母亲的亲吻和爱抚，却得到了浓厚的隔代亲情。





§ *初的启蒙

阿娘出生于清末民初，在思想观念上无疑是那种传统的妇女，善良慈祥，刚柔并济，富有同情心。她身材矮小，却很结实。她常常得意地对我说：“侬晓得伐，从前有个叫花子到这里串门讨饭，我总会给他一勺饭吃，菩萨在天上都看在眼里。侬看我身体好伐，都是我积的德呀。”阿娘是我的**位启蒙老师，她用自己的一套唠唠叨叨的话语，对我进行了*初的善恶教育，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撒了做人的种子。



“囡囡，侬命真苦啊，一生下来就不能看见自家姆妈，只有阿娘欢喜侬，侬长大了一定要争口气。做人心要好，勿好做坏事体，记记牢啊。”在阿娘的絮语中，我沉沉地睡着了。醒来的时候，一泡尿撒在床上，阿娘也从来不骂我。我从没见过阿爷，因为阿爷过早患痨病去世，所以阿娘把养育我当做自己的精神寄托了。



阿娘谨记着“三岁看到老”的古训，早早地就对我开始了启蒙教育。我刚刚两岁的时候，阿娘就给我做规矩，说：“坐要有坐相，立要有立相，吃要有吃相。”她是要培养我从小就要注重仪表。她常叨念说：“吃饭的辰光，嘴巴不好发出声音来的，也不许吮嘴巴，筷子要捏牢这个地方……”她用手比划着自己的手捏着筷子的那一端，“看见了伐，就在这地方捏紧。太高了，就不好看了，异样呱嗒的。太低了，就更不好了，一副贪吃鬼的样子。”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阿娘看我听话，就说得更起劲了：“吃饭前不要先动筷子，要看大人拿起了筷子，侬才能吃东西；离自家远的菜碗，不能把筷子伸过去夹菜；好菜要先让长辈吃，自家不能抢着吃；空筷子也不好放在嘴里吮；吃饭要有吃相，两条胳膊不好搁在饭桌上面；添饭咯辰光，要用双手把饭碗端给大人。这点规矩侬要记记牢，要做一个有教养的小囡。”



身为宁波人，阿娘极其崇尚礼仪、形象，很多细节都要讲究。阿娘说，吃相就是一个人品行的标志，所以她时时刻刻会告诫或训导我，让我深深地铭记。就这样，我从小在阿娘的言传身教中，一天天地度过了贫寒却快乐的日子。每天晚上，阿娘都会和我在小饭桌前坐一会儿，微弱的灯光照着她带着斑点的褐色脸庞，她枯瘦的前额和憔悴的神态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 相依为命

在和阿娘相依相伴的日子里，我时常听阿娘提起旧事，也听到阿娘和大人们之间的一些谈话。在他们的喜怒哀乐里面，我了解了大人们对人对事的看法。有一次，我听到阿娘向别人说起了我的父亲。阿娘说，阿良十六岁只身一人来上海闯荡，他没有文化，但吃得起苦，在外国人手里学生意，样样都肯做，学会了“八级铜洋”，又买下两间房子。我不懂“八级铜洋”，但我知道，这就是修理技术呱呱叫的意思。一九五三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我父亲冼阿良拿着七十六块钱的薪水，养活了八口之家。四五岁的时候，我听着阿娘说到父亲，心里面对父亲是百分百的敬重信赖。阿娘话头一转，又说道：“男人就是要有骨气，要成材做大事，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我的孙子要是能像伊的爷那样争气就好了。”宁波人把父亲叫做“爷”。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阿娘侬放心，我要向爷学习，一定不让侬生气。”



阿娘很健谈，她的闲话很实在，却常常语出惊人，这大概是我得到的*初的语言熏陶吧。阿娘喜欢说话，也喜欢走动。她常常带着我出去“荡马路”，年幼的我拉着阿娘的手走街串巷，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和花花绿绿的商店里面。那闪耀的霓虹，摇拨浪鼓的货郎，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让我知道城市是好玩的。三轮车上穿着长衫、手提公文包的是写字间先生；前后挑两只桶，桶里用稻草扎着红红绿绿鸡狗人脸的糖丸的是摊贩；“卖糖粥”“磨剪刀”，还有长长的“阿有坏格棕绷修伐，坏格藤绷修伐”的吆喝声就是城市每天的交响乐……



有一天，祖孙两人又走在上海的马路上。我望着阿娘疾走却稳重的小脚，不禁好奇地发问：“阿娘，为啥女人要用布头包脚，这么小的脚走起路来不是老吃力的吗？”阿娘笑眯眯地回答：“侬晓得伐，女人脚大就难看了，会让人家看不起的。”我这才知道，原来女人的外表是很要紧的，马马虎虎是不行的。那时候，一般人家的女人总有两样化妆品是离不了的，一是梳头油，二是刨花水。刨花水比食用油稀薄，跟水差不多，透明的，有一股淡淡的幽香。这种东西并不贵，可以称分量买。稍微有点钱就可以买雪花膏用了。我的阿娘没那么多钱，她和我的生活费都是我父亲冼阿良给的，不节约不行。但是阿娘又是个爱干净的人，她对梳头这件事是很用心的。每天，她都会用细密的篦子蘸着刨花水梳头，把头发梳得油亮光润。她一边梳头，一边问我：“侬看阿娘的头发好伐？有力长发，无力长甲。”我没有看到阿娘的指甲，我想，阿娘的头发一定是比指甲长得快了。难怪她的头发乌黑锃亮，密密地盖在头顶上，原来她是很有力气的人。“还要多吃黑芝麻，多梳头。”阿娘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传授养发护发经验。



我端详起阿娘，阿娘的头发好黑啊，衬出耳坠上的金耳环闪闪发光。她上身穿着藏青大襟、盘着长长纽扣的衣服，下身是带大围门的香云纱裤子，裤脚管宽松飘摇。她时常脚踩一双松软的黑色布鞋，一方手帕挂在胸前麻黄布盘的纽扣上，挺有精神地走在上海的马路上。那方手帕在她走路时一飘一扬，煞是好看。那种既明快又古典的装束，就是一种时尚，老人家的时尚，让我觉得阿娘也是优雅好看得不得了。



不知从哪一天起，阿娘梳头的时候，我会呆在一旁候着。我想： 阿娘是我唯一的亲人，她养我、爱我，我也要伺候她，让她开心。于是，我开口说道：“阿娘，让我帮侬梳头好伐？”阿娘微微点头算是同意了。我就站在阿娘的背后，用一双小手捏起篦子在阿娘垂下的头发上，从上到下轻轻地梳起来。梳完了头发，我又用小手给阿娘捶背，还像模像样地给阿娘揉肩。阿娘乐得嘴也合不上了，直说“我享福喽，我享福喽”。我也高兴地扑到阿娘的怀里，沐浴着赛过母爱的隔代的亲情。在享受亲情的同时，我也懂得了人必须知恩图报的道理。





§ 初见世面

男孩子总是野性的，小小的茅屋关不住我顽皮的性子。我穿着显然已经裹不住身体的破衣旧衫和补了又补的袜子，一有机会，就会走出家门找小伙伴玩耍。我清瘦而苍白，跟一群拖着鼻涕，时不时用袖口擦一擦嘴唇的小男孩玩到了一块。我们热火朝天地玩着那时候的游戏： 打弹子、堆黄沙、刮香烟牌子、抽“贱骨头”、掷橄榄核……



阿娘的教诲使我比别的同龄孩子显得懂事，可是阿娘的宠爱毕竟带有一些放任，使我也染上了一些任性和散漫的恶习。我结交了一群天真无邪却带着“野性”的小伙伴，而我不羁的性格或许就在这时开始萌芽了。



我开始一个人出去玩耍。在海潮路上，我见识了打铁铺子。那里有两个赤身露背的彪形大汉，他们的胸前都套着一个大大的肚兜。只见一个汉子双手用钳子从火炉里夹出来一块烧红的铁块，另一个汉子就抡起锤子有节奏地捶打。不一会儿，铁块变了形，变成一把刀，一把上好的农具。这种劳动的场面在我幼小的眼里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我没有想到后来自己的劳动会是那么的苦。



有一天，街上来了几个流浪的艺人，他们放下随身带着的被褥和装着干粮的口袋，把小锣小鼓敲打起来。聚了一些路人后，他们就开始了表演。有个人扮演孙悟空，在布帐上面不停地翻跟斗，把凶恶的妖怪收拾得服服帖帖。表演结束后，艺人就拿起一个破草帽，对着那些围观的孩子说：“学生们，可怜可怜吧，给点小钱吧。”可旁边的孩子哪里是学生呢，他们也并非觉得这样的表演好到哪里去，只是图个热闹而已。孩子们身上或许有几分钱，但那都是家长们给的零花钱。好在他们并没有吝啬地走掉，而是纷纷扔下一分钱。一分钱，买不了一只大饼，却可以看一次表演，真是廉价的娱乐啊。艺人们收了钱就来到老虎灶前，向主人讨一碗水，蹲在角落里啃起干粮。



*让我难忘的，是一种耍苦力的表演。一个汉子，身上套一个道具，弯下腰时看上去像是两个人。上面有一个真人头和一个假人头，下面是人的两条腿和套着两只裤脚的手。表演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手和腿打斗翻滚，就像两个人在摔跤，活灵活现。他表演得很卖力，伴随着“扑扑”的声音，一片尘土飞扬起来。表演结束，他站直身子，摘下道具，满头是汗，气喘吁吁连话也说不出来。他一边捂着胸口，一边擦着汗珠，一拐一拐地向孩子们拱手作揖，一圈转下来，也收不到几个钱。我想起阿娘的话，赶紧上前对那人说：“等一等，我去拿钱。”话音未落我就冲出人群直奔家里。还好，我家就在不远处。我心急火燎地对阿娘说：“阿娘，侬快给我两分钱好伐。”阿娘看我着急的样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侬这么心急要钱做啥？”“阿娘，侬不是告诉我，看到讨饭的人，要给他一勺饭吃吗？我现在要帮一个人，快点，快点。”阿娘赶快给了我两分钱。我奔出家门，把钱交到那汉子手里。汉子感激不已，竟然向我鞠了一躬。我也愣住了，傻傻地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