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资产阶级:一个神话

结语：资产阶级、犹太人和美国人 有人曾说，一切历史实际上都是自传。尽管一个人的研究课题与其生活之间的联系也许只会滞后地显现出来，但如果能够显现出来的话，这种关系很可能确实是存在的。在我投身于撰写此书的大部分时间内，我相信我只是在处理一个纯粹的智识性问题而已。直到写作完成时我才意识到，我对法国人对一种想象中的资产阶级的态度的专注研究是如何从我那不同寻常的成长环境中生长出来的。 我在法国长大，是一个美国犹太移民家庭的孩子。在法国，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彼时正值法国反美主义高涨的20世纪60年代。在那个时代里，尽管官方对犹太人表示宽容，但无声的反犹主义却仍在到处传播。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我热切地想要融入集体中去。不过，我很早就意识到，美国人以及犹太人的两重身份，对一个从6岁长到16岁的孩子而言，似乎是个无比巨大的困难。我很快就发现，熟练掌握法语并在学校里表现良好还远远不能抹除我身上的美国人印记。上述两样我在一定程度上都做到了，也因此受到人们的称赞，而这称赞听起来就好像我克服了什么可怕的残疾似的：“她是一个美国人，但她很聪明呢”这是我从老师和同学那里不止一次听到过的评论。 我的犹太身份则是另外一回事。尽管我从未遇到过*恶劣、*赤裸裸的敌意，但即便在孩童时期，我就已经注意到了那些“礼貌的”反犹主义，并因此明白犹太人（juif）或犹太的（juive）是某种人们不想沾惹的前缀。由于我的姓氏不会暴露我的犹太身份，我就故意略去我的犹太身份，向人撒谎。11岁的时候我遗憾地向我的小伙伴们解释说我不能和他们一样参加天主教坚信礼了（那里有洁白的袍子、礼品和精美的庆典），因为我的家庭是非天主教徒。我希望他们能从这含混的“非天主教徒”一词中得出结论认为我的家庭信奉某种可以被接受的信仰形式，比如新教或无神论。我以一个孩子对文化规范的探知感嗅到了为什么我的这种二重身份是不体面的：直截了当地说，就是钱太多，文化太少。 当我开始从更宏观的历史模式的角度思考法国人对那可被泛称为物质主义的事物的抵触时，这一切记忆都浮现在我脑海中了。法国人（如果这样概括合适的话）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讨厌物质享受和物质占有。他们对食物、红酒和色欲的兴趣是真实存在的，这不仅仅只是陈词滥调。对于外国人而言，法国人对保健药物和物理疗法（以康乐，bien-être著称）的热衷程度是惊人的：在法国，药店网络的分布密度能和爱尔兰的酒吧媲美了。在法国社会里，社区生活和组织自古以来就很薄弱。因此，财产，尤其是土地和不动产，不仅仅在保障家庭地位方面发挥作用，在那种基本需求以上的经济保障方面亦是如此。而这些经济保障是政府和职业市场不可能确保的。这些对物质世界的投资既不会与本书探索的法国文化的核心层面相矛盾，也不会对它有所损害。这一核心层面即是，通过拒斥物质价值来实现个人和集体身份的建构。法国人对布尔乔亚这一抽象概念具有的惯常敌意（对此我已论证过了），就是上述这一倾向的一个长期存在且复杂的面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这一倾向也通过建构了“犹太人”和“美国人”这样的平行概念而得到了反映。 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正如我们所见，bourgeoisie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概念，其承载的大多数意义都是负面的。在旧制度时期，布尔乔亚是一个法定的社会类别，它赋予了那些没有头衔的精英们许多和贵族们相似的市镇特权。尽管巴黎、里昂或沙特尔的许多布尔乔亚们毫不迟疑地以布尔乔亚这个头衔为荣，但历史悠久的传统观念却讽刺布尔乔亚是粗野贪婪之人。反对布尔乔亚的偏见源于这个团体的功能性本质——即作为贵族和平民之间不稳定的边界地带。在一个围绕着严格的社会等级原则（假如这只是原则而并非现实的话）而建立起来的有序社会中，布尔乔亚那不伦不类的性质使他们成为人们攻击和嘲笑的对象。从旧制度那里，法国人继承了那种认为布尔乔亚是一个次要的、有缺陷的贵族形式的观点：他们也因此遭受双重唾骂，既由于其贵族般的特权和权力也因为他们攀龙附凤的罪恶而遭到人们的质疑。 在法国历史上，只有一次，人们协力将资产阶级的形象塑造为社会和历史的中心团体以及积极的社会规范的代言人：这发生于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在复辟时期的自由派们撰写的历史中，资产阶级被演绎为反贵族英雄，而路易-菲利普的君主制随后又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这个实验只能说是一次短暂的成功，或者说就是个失败。法国后革命时期的君主制是公开的精英主义，它把投票权限制在一个极小部分的人口之内。如果仅有百分之一的法国人享有投票权，那么将资产阶级和第三等级或法国人民画等号的自由派修辞就只能成为空话。 *终，“资产阶级”概念的传统消极内涵——不劳而获的特权和文化缺失——又添上了新的恶名。对于像米什莱这样的浪漫派共和主义者、不计其数的艺术家和作家，*后还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来说，资产阶级变成了新兴的现代性中一切可怕东西的代表：漂浮不定的城市生活、市场的暴政、工业主义到来的*初的标志。除了社会无能的黑锅之外，茹尔当先生们（Monsieur Jourdain） 很快还背上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罪名。直到今日，当法国人在某些语境中谈及资产阶级时，他们思维中所想的明显是个上流阶级。这群人今天当然存在，就像彼阿特利克丝·勒·维塔（Béatrix Le Wita）在她那充满智慧的人类学研究中对这个既易辨识又广受蔑视的上流社会所进行描述的那样：围着爱马仕围巾并穿着巴宝莉风衣的女人、在私人天主教学校上课的孩子、用祖辈传下的古玩装点的巴黎公寓，以及夏日避暑的乡间大别墅。数代的财富和文化积累会产生这样的家庭：为初入社交界的女孩子举办舞会，而孩子们对他们的家长使用“您”（vous）的敬称。就像其他所有人那样，他们拒绝“资产阶级”的标签。 然而，无论它是什么，这个资产阶级指的都并不是中间阶级。的确，即便负面内涵比资产阶级要少得多的中间阶级的概念，在法国也从未像它在英美世界里那样盛行过。尽管在历史上许多时候，法国领导者曾唤起过一种中庸性的社会理想——比如说，基佐在19世纪20年代关于中间阶级的修辞，或是莱昂·甘必大在19世纪80年代使用的新社会阶层（nouvelles couches sociales）的概念 ——但是这些概念都没能引起共鸣或者持续存在下去。社会上中间阶级规范的缺失可能与信条派的中庸政治方案的失败有关。无论将其用于政治还是社会，一个中庸立场的概念在法语语境中看起来似乎没有提供任何内在价值：正如我们在*后一章里看到的，七月王朝下的政治生活被广泛地描述成空洞的，甚至连政权支持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