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學(第14輯)

　　正因為揚雄之前已有了樂府詩，故而揚雄纔著眼於批評的角度，在《琴清英》中對一些“琴類樂府”進行了批評。《琴清英》中的這些樂府詩批評，就於批評的類型言，主要是屬於“題解類批評”，即主要是藉其“本事”所進行的批評。在上引《琴清英》的五條佚文中，除**條為對“琴事”的述寫外，其餘四條全屬“題解類批評”。一般而言，樂府詩“題解類批評”的著眼點，主要為“四本”，即對樂府詩“本題”“本事”“本義”“本文”的稽考與勾勒，而“本事”則又為其重點所在。如佚文第二條所寫，雖為“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其實所介紹的是《子安操》的“本事”（蔡邕《琴操》之“尹吉甫之子伯奇”云云，則為《履霜操》的“本事”L第三條佚文的内容，儘管與蔡邕《琴操》之“齊獨沐子所作”有別，但其所箋所釋，實則為“《雉朝飛操》”的“本事”。第四條佚文亦屬如此，即對“援琴而鼓”之所“鼓”這一樂府詩“本事”的交待。雖然此條佚文自始至終並未出現該樂府詩的題目，但從“援琴而鼓”四字則略可窺知，衹是揚雄在此省略了所“鼓”之辭（“本文”）而已。第五條之述寫，與第二至第四條均有所不同，即其既對《偕隱歌》（此為《古詩歸》所擬之題，詳上）之“本事”作了簡要交待，又於《偕隱歌》的“本文”進行了引錄，因之，這一“題解類批評”，乃屬於融“本事”與“本文”於一體者，也就不言而喻。這一實況所表明的是，揚雄之於《琴清英》中對“前樂府”的“题解類批評”，其形式乃是相當豐富的。　　在樂府詩批評史上，商周時期的一些樂官（或者與“樂”關係密切者）雖然曾對本時期的樂府詩進行了程度不同之批評，但其批評方式或者說批評類型，主要為“整理類批評”與“選擇類批評”。以前者言，如《國語.魯語下》之所載，即為其例。其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正考父為宋國大夫，是孔子的七世祖，其既曾“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自然也就是一位“前樂府”的批評者了，但從類型的角度審視，其之“校商之名頌十二篇”者，則為典型的“整理類批評”。“選擇類批評”之於先秦，著名的“孑L子删詩”說，便是這方面的一條顯例，其樂府學價值之不容忽視，也就甚為清楚。要而言之，《琴清英》的樂府翠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對“前樂府”的高度重視。據《漢書》卷八十七下《揚雄傳下》所載，揚雄生於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3年），其時距漢武帝“乃立樂府”已有約百年左右，即“乃立樂府”後的各種各類樂府詩，斯時其數量、品類既多，在社會上流傳亦甚久（具體參見沈約《宋書。樂志》），但揚雄於《琴清英》中卻以先秦“琴類樂府”進行批評的舉措，充分反映了其對於“前樂府”的高度重視。揚雄的樂府認識觀，即因此而得以突顯。從樂府詩批評的角度審視，揚雄此舉，不僅使《琴清英》成為樂府詩批評史上的**書，而且也使得其本人成為漢代重梘“前樂府”的**人，其樂府學意義之大，自是不可低估的　　其二是開樂府詩“题解類批評”之先河.如土：所述，漢以前的樂府詩批評，如夏、商、周時期的樂府詩批評，雖然具有…定的成就與特點，但其批評的類型，主要是“整理類批評”與“選擇類批評”。而《琴清英》之於《雉朝飛操》等“前樂府”的批評，則以“題解類批評”（佚文**條除外）而為，且既有“單一式”的“本事”批評，又有融“本事”與“本文”於一體的“二元式”批評，這是頗值注意的。“题解類批評”因重在對樂府詩的“本題”“本事”“本義”“本文”予以箋解或勾勒，而成為正確理解與把握樂府詩“原旨”*關鍵的一種手段，所以，大凡研究樂府詩者，都在“题解”上下功夫，且以“四本”為其主要的箋解對象。在樂府詩批評史上，揚雄則為著眼於“題解”的角度進行樂府詩批評的首創者。這是一種新型的批評樣式，其之問世，既豐富了樂府詩批評的類型，又拓展了其批評的組織結構體系，因而對樂府詩的批評從初始階段走向成熟，乃是具有極大的助推作用的。　　其三是對後世樂府詩批評的影響。樂府詩批評自揚雄《琴清英》始，即發展迅速，蔚為壯觀，僅以漢代言，即有司馬遷、班固、蔡邕等人，且各具成就與特點。司馬遷《史記》所涉及的樂府詩批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為著眼於“整理類批評”，引錄與保存了不少樂府詩；二為對“前樂府”的重視，這從《吴太伯世家**》《樂書第二》《孔子世家第十七》等所涉皆為“前樂府”者，即可準確獲知；三即從功能的角度論述了“前樂府”的價值所在，對此，《樂書第二》顯得尤為突出。班固《漢書》之於樂府詩的批評，主要為《禮樂志第二》《藝文志第十》與《百官公卿表第七上》，這二“志”一“表”，除首次對樂府詩進行了定義外，還重點記載了先秦樂府機構的設置，全文引錄了《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等“前樂府”，開創了樂府詩“整理類批評”的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