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后方专题研究

　　《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后方专题研究》：　　二、重庆大学和西南联大的议政群体、方式及内容　　千百年来，当中国处于任何民族或国家的危难关头，往往都会有知识分子挺身而出。这些人往往是政治家和文化工作者。抗战时期，重庆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们也把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时刻放在心上。面对官场和社会黑暗，他们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知识，积极为民呼吁——踊跃议政。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重庆大学商学院的马寅初、丁洪范等经济学家。并且，议政方式比较直截了当——直接批评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经济体制和贪腐等问题，并点名批评高官孔祥熙等人。　　1938年11月，马寅初接受重庆大学的聘请，任商学院院长兼教授。作为研究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他对战时大后方的财经问题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征收“战时过分利得税”和“临时财产税”的主张。1940年7月、10月，他在国民党立法院主办的《时事类编》特刊第54、57两期上发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同时，他又在香港《工商日报》和《大公报》上相继发表《战后经济问题》《西南经济建设与继续抗战的先决条件》等文，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猛烈抨击官僚资本，向“四大家族”发起政治上的进攻，主张征收发国难财者的“资本税”①。他还多次公开发表演讲，痛斥孔祥熙等人乘国难之机大发横财。1940年11月10日，黄炎培邀马寅初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演讲。他一上讲坛，就再次痛斥“上上等人”：“如今国难当头，人民大众为着抗战建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那些豪门权贵却利用手中权势，利用国家的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顷刻之间，就获巨利，存到国外，大发国难财。”②　　除马寅初外，重庆大学的丁洪范、陶继侃、潘序伦、朱祖晦等教授，也结合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丁洪范在《财政评论》《金融知识》《工商管理>等刊物上发表《谈谈战时的粮食管理》等文，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对当时的重大经济问题加以研究，提出了反对通货膨胀，开征临时财产税的主张。③张圣奘的《战时企业管理》和《战时运输管理》，潘序伦的《币值变动下工商业会计新发生之困难问题》等文章，都在《工商管理》上刊登。这些论文都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对当时的重大经济问题加以研究，提出了看法和主张。④此时，在重庆大学兼职上课的陶继侃写出《物价膨胀、通货膨胀与膨胀循环》一文，从理论和实际上分析了奸商囤积居奇和政府滥发钞票、互相推劫的螺旋上升关系。该文章针砭时弊，在重庆《大公报》发表后，曾被桂林《大公报》和其他刊物多次转载。商学院的朱祖晦也写了《重庆物价变动之原因及其解求办法》和《战时物价如何统制》《物价通货与利率》等文，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对当时的财政、赋税、通货膨胀、金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①　　与上述重庆大学教授议政群体、方式、内容略有不同的是，西南联合大学主要是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与人文学科有关的教授议政。比如，积极参政议政的西南联大教授周炳琳（经济学和法学）、张奚若（政治学）、罗隆基（政治学）、钱端升（法学和政治学家）、闻一多（文学家）、刘文典（文史学者）、朱自清（文学家）、傅斯年（历史学家）、吴晗（历史学教授）、潘光旦（社会学家）。在论证内容方面，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议政更主要的涉及政治体制——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主张民主自由、反对内战，议政方式比较隐晦一些，议政涉及的话题更深入一些，研究更透彻一些，影响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这些学界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比如，西南联大四位教授周炳琳与张奚若（政治学）、罗隆基（政治学）、钱端升（法学和政治学家）积极参政议政，成为蒋介石*害怕起立质询的国民参政员。当时的报纸称：“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1945年7月20日，周炳琳、钱端升在《新华日报》发表关于国民大会的书面声明，提出国民大会“代表人选必依立宪国家通例由普选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