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史-增补二版

“三联版”序

《西周史》**版出版已逾十年，增订本中加了有关衣食住行及人生仪礼的部分，也已逾六年了。我的字迹潦草，亏得联经打字同人，居然认得！但是排印之后，终究有若干错误，我自己作“三校”，均在暑期返台之时，手头无书，全凭记忆，有时填补缺文，有时校正误笔，甚至竟有将未错之处反而改错之例。这次三联改排出版大陆版，得韩林德先生及中文大学数位同学之助，得以改正不少错误。但是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落，仍难避免有未找出来的错咎。

《西周史》问世以来，曾得到若干同行的批评。批评之一：“居然连周公的事迹也不提！”其实不仅周公未有专节，文王、武王、太公、召公、……均未有专节。若要为历史人物作传；当然，这些人物都应有纪传。单以周公是“摄政”，抑曾称“王”，即可有不少文章。甚至，金文铭辞中，也颇有几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如明保，如中懋父，如毛公……，也均有资格列入专节。但是，本书的重点是文化史，迥异于一般以政治事件为主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些重要人物有其突出的贡献，此种人物大致是思想家、宗教领袖、文学家、艺术家，及学术界的杰出之士。这些人参加了阐释过去，塑造未来的文化建构大业。政治人物对于历史与文化有其贡献，或发生作用（正负作用均有可能），则往往又兼具上述几项人物中之一部分功能。在西周文化史上，如果周公的确发展了天命观念，甚至发展了《易经》的阴阳之理，则周公即是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周公在文化史上的贡献，又与其摄政或践王位无明白可证的关系。在本书中，天命观念的讨论，占了不少篇幅，全在于天命观念的本身意义，无须系之任何个别人物。我治史的着重点为社会史与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在英雄与时势之间，我偏向于观察时势的演变与推移。——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中外学者对于本书中讨论先周文化及周人来路方面，颇有意见，大致以为岐山周原已是先周之所在，不须再引述钱穆与邹衡二位先生的意见，以致牵涉很多，枝蔓太甚。本书第二章附录中，饶宗颐一函即是此种看法。美国夏含夷先生（Edward Shaughnessy）在“Early China”的书评也持类似的观点。但是，周人先世*后落脚生根在岐山之下，更早必有其来历，而周原的先周文化也只是周人在这一地点留下的文化。钱、邹二位先生，各别从不同性质的史料建构了颇有意致的假设。傅斯年先生标出周人与夏人之间的关系，则又是另一自成系统的假设。三套假设配合成套，又颇能彼此合辙，是则综合三家假设，宁非也是颇为有趣的联缀？当然，这些假设还不能充分证实。另一方面，至今还未有其他更为引人的成套假设，提出更周全的解释。因此，本书中对于钱、傅、邹三家之说，也仍保留，当作一种可能性。毕竟，古史的资料大少，重建古史，宛如拼凑已经切割为千百残片的图画，而其中不少残片已永远失落。后世能做到的，也不过是拼成几块算几块，大可不必将别人拼成的残落一角，完全一笔勾销。

本书待补的缺失不少，我自己想做而一时做不到的工作中，有一桩是古代民族的分合与移徒。周人在先周时期的移徙，不过是古代许多族群移动消息中的一项而已。中国新石器时代，在各地区有不少地方性的文化，单从邻近文化的相似之处看，邻居彼此学习，自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形态。不过，若是某一地点的上下相接文化层忽然有了显著的改变，甚至找不出应有的继承关系，则单纯的文化传播论即未必再是有效的解释工具了。这种的突变，即可能是由于后来的族群取代原有族群，成为当地的文化主人。另一种情势：某一文化出现的地区，疆域有所改变，或则广大的分布地区，竟然缩小了，或则原是一个小地区的文化，忽然扩散及于很广大的地区。前者发生之可能条件，也许是原有文化主人的族群，因为新来族群的侵轶，失去地盘，连带着其文化也不能在这一地区延续下去。后者发生之可能条件，则既可有单纯的文化传播，也可有因为族群控制疆域扩大而促成文化的传播。在新石器时代，各种地方文化的水平相去不远，文化活力突然高涨的可能性不大，而族群力量的消长则较为可能。


在华北的夏家店文化，上层与下层基本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中间隔绝了一大段相当于殷周之际的变化。而且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地区甚为广阔。另一例子，二里岗时期上层的分布地区较殷墟时期为广大。然而，殷墟时期堪谓殷代青铜文化的盛时。这文化地域的收缩，当不能归之于殷文化陡失活力，——其中当有其他的因缘存在。说到先周的问题，客省庄文化压在周原先周文化的下面，而两者之间的时段，又当有一段殷文化的影响。同时，远在北方的朱开沟遗存的早晚两段年代相当夏至殷商，其中有一些却与渭水流域的客省庄文化有亲缘关系。是则泾渭地区与内蒙西部（朱开沟遗存）之间，其关系之密切，又胜于渭水与中原之间。这种关系，是否可能也由于族群的移动？然而，古公亶父逾梁山南下，所走的一条路，却又与客省庄——朱开沟的路线逆向，是否中间还有族群在这条路线上的进退？若由这一线索思考，周人祖先曾沦于戎狄，失后稷之故业，以至后来又复后稷之务，其传说即又饶有趣味了。
这几桩疑案，其时代均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的中间。我们习惯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历史，往往忽略了中原以外，也有文化活动，也有族群分合。华北偏北部分，自西祖东，在这一段时期的变化，其实也会影响及于中原。推而言之，中原夏商周三代的共存而又更迭，也许其动源在于中原之外，也未可知。

举目往亚欧大陆的其他部分瞩望，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的中叶，几乎处处都有意义重大的族群移动。在中亚，印欧民族一批一批南下进入印度次大陆，根本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成分及文化型态。印欧民族也西南行，进入西亚地区，引发了西亚的族群生态的变动，既有Hurrians，Mittani，Hittites之出现，又推动了Amorites的侵轶地中海东端海东走廊的地区，埃及受Hyksos的扰乱，以及“海上族群”（Peoples of the Sea）的活动，都与这一西亚—东欧地带的变动有关。我相信亚洲内陆，由中北亚东迤今日的西伯利亚及蒙古，以及南迄今日的新疆，西藏，也尝受族群连串大移动的波及，而有其一波接一波的“推背行”。解决这一串问题的钥匙，可能在内亚与北亚的考古成果，在中国的域外，而不在域内。

在中国域内，族群的“推背行”，也不会止于华北。不过，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的后半，中原有了大型国家：殷与周。这两个大型国家的动能，已不是早期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人群组织所能比拟。华北的东部向南，包括中原在内，不少族群的移动即不仅是“推背行”的连锁反应，还须加上中原大型国家具有引力与推力，征服与涵化。在这一主题下，我们应当对于传说中的多素材，另找一番认识。卜辞、金文中的记载，《左传》、《国语》、《山海经》、《逸周书》、《楚辞?天问》，……各处埋藏的传说，例如人方鬼方的族属，淮夷荆楚的兴衰，戎狄的分布，祝融八姓，风隗徐奄群舒的踪迹，甚至参商相仇，姬姜相亲，鸟官龙师的意义，……也许均可别有新解。

总之，中国古史上还有许多应予讨论的大事，本书只能就手上能掌握的部分，勉力重建几片古史片断的残片。还有不少题目，包括“族群移动”一项，必须俟材料更多，学力亦有寸进之时，再作努力。华夏民族的形成，当在西周之时，以其包容各种族群的气度，融铸为一个有共同文化意识的民族。这一功业，完成之早，延续之久，为人类文化史上仅见。凡我华夏成员，当珍惜此一成果无使失落。此日作序，百感交集！

三联版的《西周史》能够问世，我必须向董秀玉、余丽嫦、韩林德、张忠培、童恩正、张学明、李广健、吕振基、范家伟、游子安、陈惠森诸位致谢。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促成了此书的出版。

许倬云序于香港
199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