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的爱情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星期五，天气晴朗，来自北方的寒流刚刚过去，气温有些回暖。虽然国民政府已把阴历称之为废历，但是阳历的新年气氛，在民间并不像预料的那样强烈和热闹。全国各地都举行会议庆祝元旦，冠冕堂皇的大会，上行下效，是个大礼堂就爆满，好像不开个会就不是过新年一样。一九三七年是在热烈的抗日气氛中来临的。不久前发生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各地大放爆竹，庆祝中华民国逢凶化吉。人们原来普遍地担心，西安事变将引发大规模的内战，而对中国领土早就存着觊觎之心的日本人，正好趁虚而入。蒋介石在全国军民的欢腾声中，平安返回首都南京，由于他许诺将不再向日本的强权屈服，这意味着众望所归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涣散的中国人在心目中似乎又有了一个新的寄托。　　在一九三七年元旦的这一天，首都南京有许多党国要人，因为参加这样那样的会议，很糟糕地都得了感冒。开会成了党国要人们沉重的负担，有三个会议是免不了的，先去中山陵谒陵，这是*吃力的活，每年新年的**天都得恭恭敬敬如仪一番，凡上去的人，无不气喘吁吁一身臭汗；然后接着赶湖南路的中央党部，听于右任的新年致辞；*后是去国民政府，再听林森主席致辞。说的话报纸上都要刊登的，三个会连在一起，都代表着一种规格，代表着一个人在政府中所处的位置，谁也舍不得放弃。参加会议的人，赶来赶去，既出汗又受冻，结果就只能感冒，体弱的老先生，会议尚未结束，便打起了喷嚏。　　丁问渔在元旦这天，也得了感冒，不过他的感冒肯定和开会无关。除了参加一次婚礼，他并没有参加任何会议。参加会议的大红烫金请柬早被他扔进了废纸篓。丁问渔是个名流，然而更是性情中人，别人很在乎很看重的事，他往往懒得放在心上。他似乎还看不出元旦这一天，有什么特别纪念的意义，人们所以知道他感冒了，是他把这一点记录在了日记上面。习惯将自己的行踪和心得体会记录下来的丁问渔，在这一天的日记上赫然写着：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得了重感冒，到晚上尤其加重，清水鼻涕不时地要淌下来。好在这不是一个太坏的日子，因为我在一个令人厌烦的婚礼上，见到了美丽的B小姐。我的心立刻被这位美丽的女孩搅乱了。我这里称她是美丽可爱的女孩，可今天却是她的婚事，当我写下以上文字时，她也许已将不再是一个女孩了。唉，女人为什么非要嫁给男人这种俗物呢。我没有什么过于奢侈的想法，只是想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乃是有生以来*大之欢乐，此事当竭力进行。　　一九三七年的**天，已经步入中年已婚男人行列的丁问渔，在写得龙飞凤舞的日记中，首次抒发了他对雨媛一见钟情的狂热情绪。由于他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而且用的是英文，在遣词造句方面，显得有些肆无忌惮。仅仅是从这一天的日记上，还看不出他和被称之为B小姐的雨媛，会出现什么了不得的故事。既然是写给自己看的，在丁问渔的日记上便屡屡出现对大胆的漂亮女人的非分之想。事实上，在将近一千字的日记中，有关于雨媛和感冒的文字，只占极小的一部分。有许多文字都是咒骂另一位女士陈小姐的。一九三七年开始的**天是丁问渔异常辛苦的一天，他在夫子庙的朝云居陪陈小姐打了一夜麻将。这是件苦差事，因为他实在不喜欢被誉为国粹的麻将。一个月前，他新结识了一位已经过时的红歌女，这位歌女就是陈小姐，是一位姿色尚可的独身女人。陈小姐除了唱歌，*大的乐趣就是打麻将。丁问渔要想接近这位红歌女，唯一的办法就是陪她打麻将。昨天晚上丁问渔输得一塌糊涂，天亮以后送陈小姐回住处休息，他自己上下眼皮打着架，哈欠连天，想赶回去睡一觉，可是上了床，却又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学校里放了假，小孩子们无所事事，就在丁问渔住的教授公寓的窗下，燃放庆祝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南京那天没有用完的爆竹。好像是故意和丁问渔作对，孩子们采取的是一种很节省的放法，将串着的爆竹拆散了一枚枚放。丁问渔躺在被窝里，迷迷糊糊刚睡着，就被冷不丁的爆竹声吵醒，想发火又觉得没必要和小孩子赌气，于是便在时不时响一下的爆竹声中，心猿意马地想念着陈小姐。陈小姐在目前似乎已是唾手可得的猎物，对于如何获得女人的芳心，丁问渔自忖是这方面的高手，什么时候解决陈小姐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时间已经过了中午，窗外燃放爆竹的小孩子也离去了，丁问渔突然惊醒过来，想到今天下午还要去出席一个不该推托的婚礼。　　人力车夫和尚早早地就将车歇在大学的校门口，一边晒太阳打瞌睡，一边等候着丁问渔到来。在这一段日子里，和尚的车几乎成了丁问渔的专车。丁问渔迟迟不来，和尚的肚子越等越饿，便跑到对面的小馆子里，买了四个大肉包子垫底。有了肉包子垫底，太阳暖洋洋地晒着，和尚一头一脸的悠然自得。校门口的大喇叭里，正转播着电台播放的中枢召开元旦庆祝大会实况录音，国府主席林森在发表广播演说，话题是有关自力更生的，录音效果糟糕透顶，不时地发出电流的尖叫声。男男女女的大学生正陆陆续续地从校园里走出来，其中一位穿着青布长衫的大学生，拉着一个女学生走到和尚面前，用东北口音招呼用车。和尚已经打发了好几位类似的用车人，他睁开眼睛，懒洋洋地看着眼前的这对青年男女，很快又把眼睛闭上了。大学生说：“你这人怎么真没道理，到底是去还是不去，给句话。”和尚是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穿着一身七成新的短棉袄，胸前微微地敞着，一副闲散不爱搭理人的架式，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慢性子，一看就知道他是个难弄的人。他故意不吭声，继续闭目养神，那大学生又问了一句，和尚依然不予理睬，大学生不由得怒火中烧，数落起和尚来，站在一旁的女朋友也跟着帮腔。大学生忿忿地说：“这年头也邪了门，不就是一个拉车的吗，搭什么臭架子！”　　丁问渔来到校门口的时候，两位年轻的大学生还在纠缠着和尚。和尚闲着也是闲着，趁机借吵架消磨时间。他不理睬那男的，专盯着女的吵，揪住她的每一句话不放。那女的是外文系的学生，并不善于争吵，一急就结巴，一结巴更急。她突然看到了已经走到自己身边的丁问渔，连忙住口，拉了拉男朋友的衣袖，让他也别吵了。在教授的眼皮底下，和一个蛮不讲理的车夫吵架，怎么说也是失身份。男的不依不饶还想继续舌战，他的女朋友劝阻无效，脸刷地一下红起来。好在丁问渔并未在意发生什么事，他的模样看上去有些滑稽，戴着一顶红颜色的睡帽，西装笔挺，大红色的领带，外罩一件灰色的呢大衣，右手拎着一根手杖，一副未睡醒的样子。　　和尚歪过头来，看见丁问渔，就像没事一样，笑着和他招呼：“丁先生，你歇好了？”　　丁问渔答非所问地跨上车，男大学生对他怒目而视，他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回过头来，眼睛直溜溜地盯着那位女学生看。女学生的脸更红了，脸转向别处，终于有些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丁问渔的眼色总是有些不正经。女学生选听过丁问渔的课。大学里的女学生没有不知道丁问渔的，丁问渔是外文系大名鼎鼎的教授，女学生们都喜欢上他的课。关于他的笑话也不胜枚数，*多的就是关于他如何对女学生有兴趣。丁问渔的眼睛见了漂亮的女学生，就会不加任何掩饰地发亮。有一次，丁问渔走进教室，突然拒绝上课，理由是来上课的女学生太少了，他没情绪。外文系的女学生在宿舍里一提起丁问渔，就要捂住嘴笑。　　车过唱经楼的时候，丁问渔掏出怀中的金表，看了看，问和尚能不能快一些。和尚显然和丁问渔已经十分熟悉，回过头来，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笑着说：“你丁先生难道也有急的日子，都说你不是连上课都不怕迟到的吗？”丁问渔被他这么一说，觉得他说的话有道理，果然也不急了，索性坐坐舒服，让和尚慢慢地拉车。自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南京的街道变化确实不小，中山大道从城市中心穿过，一条条与之相连的马路，接二连三地破土动工，街面上几乎天天有新的商店开业。难怪有的人离开南京没有几年，回来便发现已很难找到熟悉的街道。一位与和尚熟悉的车夫迎面过来，对和尚扯着嗓子说着什么，自然是开玩笑的荤话，两人便笑着对骂起来。　　和尚的嘴一路不肯闲着。阳光灿烂，车这时候正好往南方问过去，丁问渔被迎面强烈的阳光，刺得有些睁不开眼，干脆闭起眼睛养神，忍不住张嘴打了个老大的哈欠。夸张的哈欠声引得和尚又一次回过头来。和尚知道丁问渔今天仍然没睡好，天亮时，是他赶去夫子庙的朝云居，把吃过早茶的丁问渔拉回学校，当时就说好中午还要坐他的车。丁问渔习惯坐和尚的车，而和尚也不喜欢满大街地去寻找生意，他喜欢丁问渔这样的客人，出手阔绰，一路还能说说笑话。　　丁问渔到达励志社的时候，雨媛和余克润的婚礼已快接近尾声。励志社在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是个神秘兮兮的地方，它位于中山东路上，在中央医院的东面，过了逸仙桥再往前走不远就可以到达。常常都是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才能在这里出入。励志社是中西建筑糅合的典范，是著名的建筑师设计的，由几幢彼此呼应的宫殿似的建筑组成，外表是国粹式的大屋檐，内部结构却全盘西化。对于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人来说，能否进入励志社的大门，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是个人物。一九三七年南京人的时髦话题，是没完没了地谈论党国要人的小道消息，这一点和今天的许多北京人的毛病相仿佛。蒋介石的一举一动像电影明星一样被大家议论。诸如“于右任病足”“冯副委员长小恙”“某重要人物昨入病院切割疝气”的花边新闻，屡屡出现在本地报纸头版报道上。人们喋喋不休地说着党国要人们的遗闻轶事，这习惯直到南京已经沦陷很久，还顽强地保持着。　　很少有人坐人力车进入励志社，大多数来宾都是坐小汽车来的。励志社的特殊之处，在于这里的所有职员都可以穿军装，无论是看大门的，还是大厅里的侍者，都是清一色的军人打扮。没有来头的人很难进入励志社，看大门的常常以来宾的衣着和气势取人，因为有来头的人，通常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偶尔也有例外，譬如党国元老吴稚晖，他是从来不坐小汽车的，也不坐人力车，一把年纪了，直截了当地步行往励志社里闯。关于吴稚晖的笑话很多。一九三八年武汉的一次酒会上，当时南京已经沦陷，日本人在京浦线上会师，直逼武汉，吴稚晖端了一杯酒，走到汪精卫身边，咚的一声跪下来，说：“汪先生，国家已到了这一步，你赶快站出来收拾残局吧。”在场的高级领导人一个个目瞪口呆，汪精卫更是不知所措，结果自己扑通跪了下来，苦着脸说：“吴稚老，有话我们站起来说！”吴稚晖不肯站，汪精卫只好陪着他跪，这一跪就是好半天，很多人看着哭笑不得，上前拉也不是，不拉也不是，结果国家大事弄得竟然跟儿戏一样。吴稚晖是个老资格的同盟会员，也是倚老卖老的怪人，他出入上流社会，常常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姿态引人注目。吴稚晖的古怪曾经差一点使励志社的看门人丢掉饭碗。看门人像撵要饭的一样把吴稚晖挡在了门外，结果惹得蒋介石为此大发脾气。　　丁问渔在励志社门口，没遇上任何阻拦，因为记忆犹新的守门人，显然也把他当作了吴稚晖一类有来头的人物。敢大摇大摆往励志社闯的人，绝不会是普通人，而且丁问渔的打扮也实在引人注目。大厅里聚集着各式各样的人物，丁问渔像个电影里的角儿，堂而皇之地往里直闯。这地方他已不是**次来，他熟门熟路地走向放着冷餐的长桌，拿了一杯酒在手上。大厅里开足了暖气，一位侍者走到他面前，十分有礼貌地要他脱下呢大衣，并准备为他将右手提着　　的手杖和头上戴着的那顶红睡帽也放好。丁问渔经侍者一提醒，才想到自己匆匆忙忙，显得毫无教养。虽然他的举止难免有些荒唐，但是从来不失绅士风度。手上始终提着一个手杖是丁问渔留学欧洲养成的时髦习惯，他把手杖交给了侍者，但是拒绝取下头上的睡帽。头上戴着睡帽是丁问渔打扮的特别标志，他有时穿笔挺的西装，有时候也穿长衫马褂，惟有这顶红颜色的绒线睡帽，只有在*热的夏天才肯除去。　　丁问渔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已经接近尾声的婚礼上，认识他的人，纷纷向他点头示意。新郎和新娘双方的家属，都和丁问渔熟悉。新郎的哥哥余克侠是丁问渔留德时的朋友。余家的经济情况不太好，余克侠留学期间，常常为吃饭问题烦恼，丁问渔成了他在德国的衣食父母，一有难处，必到他这里来打秋风，反正丁问渔的爹是银行界的阔老板。余克侠有一段时期，逢人便说自己和丁问渔是割头换颈的好朋友，他经常要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他和丁问渔去法国里昂游玩的时候，丁问渔把一个金黄头发的妓女带回旅馆，晚上三人同睡一个房间。没有什么比这种不同寻常的特殊关系，更能说明他和丁问渔之间的深厚友谊。当然这个例子永远是要加注的，余克侠是个守身如玉的男人，他列举这例子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表明自己有着远大志向，只有那种有着特殊毅力的人，才可能在异国他乡寂寞漫长的夜晚，对发生在身边的淫声浪语无动于衷。　　余克侠如今是省教育厅的副厅长，有传闻说某国立大学的校长的位子，已经预先给他留好了。在一九三七年的首都南京，国立大学校长的宝座，是进军教育部高级官员的必经途径。今天是他弟弟余克润的大喜日子，余克侠当仁不让，俨然以主人的身份，神气十足地主持着婚礼。他像只上足了发条的玩具鸭子到处招摇，到处向别人散布自己即将就任国立大学校长的小道消息，希望别人对他是否应该屈就校长一职表态。尽管他一再申明自己从来不曾觊觎校长一职，反复说明校长只是一个苦差事，如果没有牺牲精神就不能去当校长。事实上所有的传闻，都是由余克侠自己像放鸽子一样亲手放出去的。当丁问渔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中的余克侠，像触电一样跳起来，大笑着跑到丁问渔面前，怪罪他不该姗姗来迟。　　“你总是改不掉在欧洲养成的坏习惯。”说完了这句中文，余克侠立刻附带出一连串的德语，这种过于造作的表演，无疑是在提醒周围的人，他曾经是一名到过欧洲的留学生。可惜他的德语从来不曾流畅过，好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已经足够蒙人。余克侠根本不在乎丁问渔脸上困惑的表情，继续表演和卖弄着他的蹩脚德语。丁问渔真用德语回了一句什么，余克侠一怔，不说德语了，笑着用中文向丁问渔调侃：“你老兄*近是不是又闹什么笑话了？”　　余克侠的声音很大，大厅里许多人的目光都注视着丁问渔。丁问渔让余克侠问得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远处正在举行舞会，丁问渔的目光在大厅里扫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绝色的女子，懒得继续和余克侠敷衍，转身向舞厅走去。余克侠追过来不让他逃走，揪住了他要去拜见雨媛的父亲任伯晋。既然是参加别人的婚礼，这种俗套是免不了的。丁问渔被拉到任伯晋老人面前，十分不情愿地请安问好。任伯晋老人是军界的前辈，和丁问渔的堂兄丁公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丁任两家是世交，任伯晋和丁问渔的父亲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但是丁问渔对这位军界前辈的印象却不深，而且也没什么太多好感。二十年前，刚刚十七岁的丁问渔，曾经十分荒唐地追求过任伯晋老人的长女雨婵。雨婵是老人已故的前妻李夫人所生，比她今天当新娘的幺妹雨媛足足大了二十四岁。这场不了了之的爱情故事，并没有破坏任家和丁家早就建立起来的牢固友谊，但是毕竟有些别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