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文化亚洲传播史研究:以6至13世纪日本.朝鲜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音乐文化亚洲传播史研究：以6至13世纪日本、朝鲜为中心的考察》：　　民族音乐风格主要表现为长期固定了的音律、音阶和调式，这些在其形成初期就有很强的稳定性。黄健翔曾说它们有“惊人的稳定性”。这三个要素中，*有代表性的是音阶。音阶包含音律，音阶的基础上又建立了调式。律、调、谱、器四方面相结合又构成了音乐的本体特征之一。其中，律制的选择又起着本质性的作用。音阶是融会了一个民族之精神的谨慎选择。人们一旦从乐音材料的约定俗成中找出数理规律，规定律制，制造乐器，相应养成的听觉习性就会世世代代地积淀下来并长期稳定地延续下去，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审美习惯。总之，律制的选择对于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文化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日本的民谣调式及律调式也是不带半音的五声调式。前者由两个相同的小三度加大二度的四度音列构成，核心音除主音外为四度音。后者由两个相同的大二度加小三度的四度音列构成，其核心音除主音外为五度音：带半音的五声调式。五声调式的某相邻两音为半音者。这类调式音阶常见的是含有两个大三度音程、一个大二度音程及两个小二度音程，盛行于晚期古希腊和近代日本。例如由两个相同的小二度加大三度的四度音列构成的调式和由两个相同的大三度加小二度的四度音列构成的调式，都是这一类型。前者的核心音除主音外还有五度音，所以也常遇到停在五度音上的乐曲。后者的核心音除主音外还有四度音，所以也有停在四度音上的乐曲。传人的中国乐理则阐明了七音组织的理论。在中国，五音指宫、商、角、徵、羽，七音则再加变宫、变徵两音。在音名上，中国和日本完全不同，区别如下（正文为中国名称，括号内为日本名称）：黄钟（壹越）、大吕（断金）、太簇（平调）、夹钟（胜绝）、姑洗（下无）、中吕（双调）、蕤宾（凫钟）、林钟（黄钟）、夷则（鸾镜）、南吕（盘涉）、无射（神仙）、应钟（上无）。唐乐中，这些音都可以成调，前述的阶名，即七声，从宫到高八度的宫，是一种旋法；同理，从第二个音商到高八度的商又是一种旋法。唐玄宗时，阶名的组合包括从宫到宫、从商到商、从角到角、从羽到羽的四种旋法，结合音名的几种绝对高度，构成了13个调。中唐时，为了适应越来越丰富的音乐现象，各旋法就在12个绝对音高中的7个上作种种结合，于是旋法就从前述的4个扩大到28个。此时，日本的雅乐，商调3个，羽调3个，共计6个。商调即日本吕旋中的壹越调、太食调和双调；羽调即日本律旋中的平调、黄钟调和盘涉调。羽调和商调两个调，不外乎就是扩大到七声时的日本的律旋和吕旋。日本人接受这两个调，就是因为它们*接近日本人的审美。当时日本人在实践上所用的音阶，是五声音阶。律旋和吕旋，在形状上与五音的阶段更加接近。音的感受，在生活中经过长期养育，才能成为坚定不移的习性，一旦固定之后就不容易发生动摇，其中日本固有的音乐传统是潜伏在其文化背后的一种庞大的、顽强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