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伦佐与乔瓦娜-文艺复兴时期永恒的艺术与短暂的生命

*后一幕 巴杰罗宫已经一切就绪，负罪的人们被戴上镣铐，脱去鞋子。当他们从市政厅广场被领到旁边的宫殿时，他们呼喊仁慈宽恕的声音完全被湮没，任何有怜悯之心的人此时的愤怒已远远压过了一切。 在巴杰罗宫，五位罪犯都被允许见一位牧师并请求其宽恕他们的罪行。弗兰切斯科·瓦洛里在宫殿部署士兵站岗，以防止罪犯家属或朋友们前来试图制止行刑。 被高高的拱廊围墙包围的内廷因黑暗而更添一份阴郁和恐怖。在一名治安官和一名牧师的陪同下，罪犯们从*年轻的开始，被挨个领到了行刑场。洛伦佐在临刑前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畏惧，他的头颅在楼梯的*底层被砍下。 在行刑实施的时候，巴杰罗宫的门是紧闭的，不过每次要将尸体扔到一垛稻草上时，门就会打开。此时公众就会蜂拥而至目睹这一恐怖的景象。皮耶罗·帕伦蒂的《佛罗伦萨故事》（Storia fiorentina） 中的一段就提到，在洛伦佐被斩首之前，他9岁的儿子乔万尼诺向执政团请求宽恕他的父亲： 就在行刑之前，普奇和托尔纳博尼家族的人来到市政厅前为他们被关押的亲人们求情，特别令人动容的是洛伦佐·托尔纳博尼年幼而教养良好的儿子，他请求能够仁慈地对待他的父亲。执政团很快就传信罗马，通知教皇行刑已经完成并强调城市内部的政治团结，另外还补充道，任何试图破坏这种团结的人将会面临同样的命运。遗体之后被交给他们的家人安葬。拂晓前，卢卡·兰杜奇在托尔纳昆奇街角看到“如此年轻”的洛伦佐·托尔纳博尼的遗体被放入一个棺材时，抑制不住地落泪。洛伦佐的葬礼必须要省去一切仪式，他的尸体被安葬在新圣母大殿，与他父亲和他**任妻子葬在一起。 在洛伦佐人生的*后几年，他和那些乐于置身危局的人们来往密切，并未在危险面前退缩，他们这些人中没有一位是自然死亡的。美第奇产业在罗马和佛罗伦萨间非法运输的主要负责人凯吉诺早在1497年8月就被逮捕并被拘留了数个月。当发现他已经无法吐露出更多的秘密时，凯吉诺就被判处了死刑，并在12月16日在巴杰罗的内庭，也就是洛伦佐被行刑的同一地点被斩首。 有些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萨伏那洛拉和他狂热而敢言的追随者弗兰切斯科·瓦洛里的极速垮台，后者是修士团或“痛哭派”的领导者。数年来，萨伏那洛拉和他对道德改革猛烈的宣传在佛罗伦萨公民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的传教越来越频繁地在宏伟的圣母百花教堂进行并引来许多人争先恐后聆听。萨伏那洛拉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公会的领导（他已经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那稳固了对圣马可的特权），这给了他很大的活动自由。他促使佛罗伦萨人信奉耶稣为 他们唯一的领导者，而他自己则是众人在人间的精神导师。另外，萨伏那洛拉还运用刚刚出现的印刷术来加速他激进思想的传播。可想而知的是，他遭到了罗马教廷的反对，1496年教皇撤销了圣马可的公会并在之后的1497年将萨伏那洛拉逐出教会。尽管如此，这位疯狂的传教先知的布道并没有就此中止。1498年佛罗伦萨执政团要求萨伏那洛拉停止布道，因为教皇已经发出警告，如果这位修士还不消停就要对佛罗伦萨施以禁令。刚开始，萨伏那洛拉遵守了他们的要求，不过之后他开始向所谓“基督教捍卫者”的法国、英国、西班牙和匈牙利的君主和国王们寻求帮助，并呼吁召集一个委员会用以改革教会并罢黜现任教皇。这次挑衅的直接后果是他的反对者提出让萨伏那洛拉受火刑，不过他的修士同胞多米尼克·达·佩西亚（Domenico da Pescia）违背他们的意愿，在城市中所有人的注目下，提出愿意自己承受这个酷刑。尽管为了将市政厅广场变成一个合适的场所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不过当天长时间的协商以及暴风雨的突然降临使火刑*终被取消了。 与此同时，佛罗伦萨的气氛开始变得更加可怕。就在酷刑被取消的第二天，也就是1498年的4月8日，民众开始涌入圣马可修道院。长达数小时的包围一直持续到夜里，一直到萨伏那洛拉*终投降并被押送到市政厅广场，一路上汹涌而至的是道路两旁愤怒民众的言语漫骂和人身攻击。在广场上他被以传播异端邪说、分裂教会和蔑视教皇权威的罪行关入地牢。在两位罗马教廷大使到场的情况下完成了对萨伏那洛拉以及他的两位忠诚的追随者—多米尼克·达·佩西亚和希尔威斯特罗·马鲁菲（Silverstro Maruffi）死刑的审判。所有编年史中都有关于萨伏那洛拉行刑的可怕的细节描绘。为了展示这一恐怖的场面，执政团命令从市政厅到广场中央搭建一个长条的木制平台（图87）。三位修士被带到平台末端的绞刑架上行刑，之后他们的尸体被下面点燃的篝火烧毁。根据卢卡·兰杜奇的叙述， 他们“在火中被烧了数个小时，直到他们被烧焦的四肢一个个支离粉碎”，之后被扔进了河流，“这样就没有一处遗骨可被寻获”，但是“有人偷偷地捞取漂浮着的木炭”。 和兰杜奇同样是编年作者的皮埃尔·帕伦蒂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弗朗切斯科·瓦洛里之后命运的详细记录，这位政客就是在执政团面前强烈要求判处博尔纳尔多·德尔·内罗、尼可洛·里多尔菲、洛伦佐·托尔纳博尼、贾诺佐·普齐和乔万尼·卡姆比死刑的那位。1498年4月8日，当大批萨伏那洛拉的反对者，被称为“暴怒者”或“发狂者”的人们涌入圣马可修道院时，瓦洛里碰巧在那里参加晚课。在修士们的催促下，他启程回到了自己的府邸，他希望在那里召集些人来对抗那些“暴怒者”。然而，在回家的路上他遭到了一名武装乱民的堵截围困，他意识到除了隐蔽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不过瓦洛里的敌人无法平息他们的怨恨，他的府邸遭到了掠夺，他的妻子也在楼上窗台边亮相时被杀害。执政团派代表将瓦洛里护送到政府所在地，不过他刚从隐蔽处现身就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按照帕伦蒂的说法，他的被杀是“里多尔菲、皮蒂和托尔纳博尼家族”所为，那些人都决心要为他们所挚爱亲人的死复仇。 这些接二连三的行刑和报复行动揭露了15世纪末在佛罗伦萨蔓延的政治混乱，深深的不满情绪以各种形式宣泄着。在处决萨伏那洛拉之后，教堂依然时常是动乱者袭击的目标。1498年，圣母百花教堂举行的圣诞弥撒被打断，一匹马被牵进了教堂内并被折磨致死。同一天晚上还接连发生了其他的事故：有数座教堂失火，新圣母大殿的山羊被放走。这已经不是托尔纳博尼家族精心装点的小礼拜堂所在的那座教堂**次被肆意破坏了。兰杜奇还提到，几年前，一些暴徒甚至亵渎了教堂前的数座陵墓。 皮耶罗作为重要的反叛者和政治流放者，既没有经历修士团的屠杀也没有目睹1498年圣诞夜的骚乱。在骚乱*严重的时刻，他再一次试图返回佛罗伦萨重新掌权，可他的人生却在1503年过早地走到了尽头。当时皮耶罗正与法国并肩作战，他们在罗马南部的加埃塔地区和由贡萨洛·费尔南德斯·科尔多瓦（Gonzalo Fernandez de Cordoba）领导的西班牙军队对峙。当他们*终在加里利亚诺河的两岸交战时，法国军队不敌西班牙军队而战败。撤退的时候，皮耶罗在试图疏散船上的军备时不幸溺亡，他不甚体面的死也是促成他绰号“不幸者”的原因之一。 皮耶罗虽然始终试图通过他无畏的英雄行为体现自己的卓绝之处，可他和命运女神并不那么有缘。尽管马基雅维利断言人类的命运更容易被强有力的而非孱弱胆小的领导者塑造，“因为命运是一个女人，如果你想要驾驭她，就必须打击或虐待她”，然而， 对于皮耶罗而言，这头“狮子”和“狐狸”之间相处并不和睦，因此导致了许多牺牲者，包括他自己。 1502年至1512年期间，佛罗伦萨经历了一段平稳的恢复期。为确保政治稳定，佛罗伦萨共和国由皮耶罗·索代里尼领导，他被提名为终身正义旗手。 有整整十年时间，市政当局成功地牵制了美第奇家族并部分限制了教皇的干涉，在此期间还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改革。这是一个重拾自信的年代，列奥纳多、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都是这座城市的居民。米开朗基罗1503年揭幕了他的大卫像，那是佛罗伦萨城邦自由的象征。而列奥纳多和米开朗基罗也一起获得装饰议会厅即五百人厅的委托件，他们被委托描绘佛罗伦萨军队的两次重要的胜利 。1495年5月开始，随着大议会的成立，这座议会厅的修建变得非常必要， 因为大议会的成员比以往的政府机构人员都要多 。列奥纳多未完成的《安吉里之战》并没有保存下来，而米开朗基罗也从未开始创作意在庆祝1364年佛罗伦萨对比萨*艰难的一场胜利的《卡辛那之战》，他为这一场景创作的著名速写也在之后被毁。 索代里尼的地位也并非坚不可摧。长时间以来，佛罗伦萨的政治重心都聚焦在法国。这一外交政策是在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教唆 之下制定的，并通过一个贸易协定加以稳固，后来却被证明对共和国政府十分不利。尤其当法国国王路易斯十二世（查理八世的继位者）和神圣联盟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国和佛罗伦萨军队被打败，在普拉多洗劫之后，索代里尼便逃离了佛罗伦萨。与此同时，乔万尼·德·美第奇，也就是皮耶罗的弟弟试图重新在城市集结美第奇的支持者并获取教皇的支持。1512年9月16日，美第奇家族重新掌权，接下来的一年，乔万尼当选教皇，即列奥十世。 一旦美第奇家族重拾权力，像托尔纳博尼这样的家族再也不需要回避公众的目光。洛伦佐和乔瓦娜唯一的孩子乔万尼诺一到法定年纪就能在执政团谋得公职。1519年10月，当他32岁的时候，乔万尼诺获得首长职位，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当选佛罗伦萨共和国在教皇宫廷的演讲官。这位年轻的继承人必然十分自豪地承袭着家族的传统。我们不清楚他究竟在罗马住了多久，也不知他是否和他祖父一样住在天使古堡对面的桥区。不过，某一天他肯定去了西斯廷礼拜堂，去看基尔兰达约1482年所创作的他父亲真人大小的肖像（图88），那时米开朗基罗正在为礼拜堂创作天顶画。 看到这一肖像无疑像是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乔万尼诺关于父亲的记忆有一部分就是来自家族所委托的艺术画作，无论是世俗的抑或是宗教的，这些作品都传达了一种复杂的抱负。在数十年间，他的家族动用一切可能的资源为他们的生活增光添彩。洛伦佐出色的品位使他自成年时就在搜寻佛罗伦萨*伟大的艺术家们。那是光荣的年代，托尔纳博尼家族出色地将自身凸显为“阿尔诺河上新雅典”*杰出的公民。但自我赞颂和对家族利益的推动并不是委托艺术作品的唯一原因。从他们的艺术品位和所委托作品图像学的丰富性上看，诸如波提切利和基尔兰达约这样的艺术家的创作在感官和精神两个层面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画作中艺术和生活如此紧密地交织，从而使异教神和基督教的圣徒能够与15世纪的佛罗伦萨人彼此混杂，而这些图画一起为我们叙述了一个关于繁华、逆境、光荣、死亡和追求崇高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