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众心理学:我是神经症人格吗

**章 神经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如今，“神经症”一词早已被随意运用，但是对于它的实际意义，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一般情况下，我们用它来炫耀自己的博学多才，表示不赞成某种行为。过去，我们可能习惯说某人懒散、敏感、贪婪或多疑，现在可能会直接称他为“神经症”。虽然我们并不了解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但是使用这个词时确实是意有所指的，会不自觉地使用一些标准来决定使用这个词的对象。
首先，神经症病人对待事物时的反应就显得和普通人不一样。比如，一个姑娘在公司安于现状，不求上进，不愿意接受更高额的薪酬，也不愿意与上司保持一致的步调，很快就会有人将她归为神经病。再比如，一位艺术家每星期的收入只有三十块钱，虽然他只要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就能挣到更多钱，但他却满足于微薄的收入，尽情享受生活；他花许多时间与女人鬼混，或者沉溺于某些无聊的嗜好之中，我们也会称这种人是神经病。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只熟悉某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鼓励着他们征服世界，超过其他人，获取超出基本的生存需求所需要的金钱。
上述例子说明，我们认定一个人是否是神经病人，主要是看他的生活方式与我们时代公认的行为模式是否相符。如果这个缺乏竞争欲的姑娘生活在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文化中，她就是完全正常人的；同样，这位艺术家如果生活在意大利南部一个小村子里，又或者是墨西哥，他也会被视为完全正常的人。因为这些环境下的人们都认为，除了满足必不可少的生存需求之外，不应该耗费更大的精力或谋取更多的金钱。如果追溯得更远，我们还会发现，古希腊人认为，为了得到超出自己需要的物质而拼命努力地工作，是一种卑贱的态度。
因此，神经症一词虽然来自于医学术语，但在使用的过程中却难免会具备文化内涵。即使我们对病人的文化背景丝毫不了解，也可以对他的腿部骨折进行诊断；但是，同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将一个号称自己有各种幻觉并坚信这些幻觉的印第安少年诊断为神经症病人，就会冒很大的风险。这是因为，在印第安人特殊的文化中，如果一个人能产生幻觉，那就是天赋异禀，是来自于神灵的福祉。[　参看斯卡德尔·梅基尔：《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30卷（1935年），第292—300页。
]那些拥有特殊天赋的人，会享有威望与特权。虽然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如果有人号称自己曾经和故去的祖父长时间交谈，那么就会被视为神经病；然而，在有的印第安部落里，这种和先祖对话的行为却是公众认可的行为模式。在我们的文化里，如果有人因别人提起了他故去亲人的名字而恼羞成怒，我们也会视他为神经病；然而，在基卡里拉·阿巴切（Jicarilla Apache）文化中，这种人却是再正常不过的。[　奥普勒尔：《关于两个美国印第安部落的矛盾情感的阐述》，载《社会心理学》杂志第7卷（1936年），第82—116页。
]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一个男人接近一个正处于生理期的妇女就感到深深的恐惧，毫无疑问，他也会被视为神经病；但在很多原始部落中，对月经的恐惧早已根深蒂固。
人们关于正常是什么、不正常是什么的观念，不仅会因文化不同而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变迁，在同一种文化中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如今，一位成熟的独立女性，如果因为曾经有过性关系就自认为是“堕落的女人”“不配得到高贵的人的爱”，那么人们一定也会怀疑她神经不正常。然而，不需要回溯太远，仅仅在40多年前，这种罪恶感会被认为是一种十分正常的心理反应。正常或不正常，还会因社会阶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比如，对封建阶级而言，男人在狩猎、征战的时候大显身手，而在其他时间都无所事事，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对小资产阶级而言，这种行为实在是不可理喻，是十分不正常的。这种观念还会因性别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在西方文化里，一个接近40岁的女性如果对衰老很敏感，甚至产生恐惧，则被视为是“正常的”表现；但是，一旦这种现象在某个男人身上发生，就会被认为是神经症。
接受过教育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我们谈论的正常，其实有不同的内涵。我们知道，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与我们大相径庭；我们也知道，爱斯基摩人对于清洁的看法与我们截然不同；我们还知道，土著巫医为病人治疗的办法与现代医生所采用的办法大不相同。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人类个体的差异不仅存在于风俗习惯中，也存在于欲望感情中。曾有人类学家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式指出了这一点。[　参看人类学资料的相关阐述，具体见玛格丽特·米德：《三个原始社会的性事与气质》，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哈洛威尔：《人种学工作者心理学手册》。
]正如萨皮尔[　爱德华·萨皮尔：《文化人类学与精神病学》，载《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杂志，第27卷（1932年），第229—242页。
]所说的，现代人类学*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不断地发掘新的“正常人”的内涵。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唯有每个人自己的欲望与情感才是“人性”正常的表现。[　参看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心理学也不例外。比如，经过长时间观察，弗洛伊德得出一个结论：女人比男人更善妒。接下来，他又尝试为自己所假设的这一普遍现象寻找生物学的依据。[　弗洛伊德在他的论文《两性间不同生理解剖导致的一些心理后果》提出了一种理论，他指出，生理解剖上的性别差异势必会造成每个女孩都嫉妒男孩拥有一根阴茎。接着，她渴望拥有一根阴茎的愿望转变为渴望拥有一个拥有阴茎的男人。这时，她对其他女人产生了嫉妒，嫉妒她们与男人之间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嫉妒她们拥有男人，正如她一开始嫉妒男孩拥有阴茎一样。提出上述观点时，弗洛伊德不得不屈服于当时的压力，对全体人类的人性进行了简略的、概括性的诊断，但他的这些概括只是源于他对单一的文化区域所进行的观察。人类学家不会怀疑弗洛伊德的观察的正确性，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对某个时代、某种文化中的某个群体的观察。不过，他对弗洛伊德提出的结论的正确性会保持怀疑；他会指出，个人与个人对于嫉妒的态度千差万别。对有的民族而言，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嫉妒；在有的民族，无论男女都缺乏个人的嫉妒；还有的民族则男女都极其容易嫉妒。基于这些真实存在的区别，他会反对弗洛伊德以性别的解剖学差异作为观察成立的基础。相反，他还会强调，必须要考察生活环境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男女的嫉妒心造成的影响。比如，对我们的文化而言，就需要追问，虽然弗洛伊德的观察与我们时代的女性神经症病人的真实情况相符，但它是不是也同时符合同一文化中正常女性的情况？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很有必要的，原因是那些每天都接触神经症病人的精神分析专家逐渐对这一事实熟视无睹，那就是我们的文化中还同时存在着许多正常人。另外，我们还需要追问，究竟是怎样的心理环境导致嫉妒心与占有欲的形成？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与女性的生活环境有什么区别？这些区别又是如何导致嫉妒心的差异的？
]弗洛伊德还假设，每个人都曾体验过类似于谋杀的犯罪感。[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
]但是，不得不承认，每个人对杀人持有不同的态度与看法。就像彼得·弗洛伊琴（Peter Freuchen）所说的，爱斯基摩人并不认为杀人者理应接受惩罚。[　彼得·弗洛伊琴：《北极探险记与爱斯基摩人》。
]在很多原始部落，如果一个家庭遭遇飞来横祸，外来者杀害了某个家庭成员，这个家庭就可以通过某种替换的方式来补偿这种伤害。而在有的文化中，如果儿子被杀害了，母亲可以通过收养凶手来取代儿子，从而缓解悲痛的心情。[　罗伯特·布利弗奥特：《母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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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地利用这些人类学的发现，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关于人性的很多看法过于简单、天真。比如，我们认为竞争、兄弟不和、夫妻恩爱都是人性使然，这些是根本没有依据的。至于“正常”是什么，完全是由特定社会认同的行为模式和情感标准所决定的。但是，因为文化、时代、阶级、性别的不同，这些标准也会有所差异。
这些现象是对心理学理论的一种挑战，虽然我们的文化与其他文化有某些类似之处，但是不能因为这些类似，就认定二者的动机也是相同的。因此，认为新的心理学发现就能将人性固有的普遍倾向揭示出来的想法，早就行不通了。就像有的社会学家多次断言的那样，一切结果都表明，其实并没有适合所有人的正常心理学。
但是，这些局限也有一定的好处，能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人性。以上人类学现象的基本内涵就是，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还有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体环境，共同决定了我们的情感与心态。反过来说，既然已经意识到文化环境对我们产生的影响，那么所谓的正常情感和正常心态其实也是特殊的。同样地，既然意识到神经症只是偏离（deviation）了正常的行为模式，那么我们也就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各种神经症。
这样一来，我们一方面还要继续走弗洛伊德曾经走过的路。沿着这条路，弗洛伊德曾尝试对神经症做出过一些解释，那就是虽然人类的怪癖受到与生俱来的生物性的驱动，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深入了解其人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其童年时期各种感情上的决定性影响，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他的神经症。弗洛伊德反复在理论与实践中强调这一点，但是人们迄今为止仍没有认真对待这一观点。我们若根据这一原则来理解特定文化下正常或病态的人格结构，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没有了解某种特殊文化对个人产生的各种影响，也就无法理解个人的人格结构。[　很多作家曾经意识到文化因素对心理状态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极其重要。比如，弗洛姆所著的《基督教教义的形成》〔载《意象》杂志第16卷（1930年），第307—373页〕在德语精神分析文献中首次提出并完善了这种研究方法。从那之后，威廉·赖希和奥托·芬尼切尔等人都采用了这种方法。在美国，沙利文*先发现将精神病的文化内涵纳入考虑范围的必要性。此外，阿道夫·麦耶尔、威廉·A.怀特、威廉·A.赫利和奥古斯塔·布朗纳等精神病学家也采用了这一方式来研究问题。*近几年，包括F.亚历克山大和A.卡尔蒂纳在内的精神分析医生开始关注心理问题中的各种文化内涵。H.D.拉斯威尔和约翰·多拉尔德等社会科学家也开始采纳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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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还要继续向前迈进一步，超越弗洛伊德。但是，只有以弗洛伊德具有启发性的发现作为基础，我们才有可能迈出这一步。弗洛伊德在有的方面早已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但是在另一些方面，尤其是他过于强调精神特性的生物性起源这一点，其实是深受当时的科学主义倾向的影响。他是这么设想的：我们文化中常见的本能驱力或对象关系其实是生物性所决定的“人性”，又或者源自于各种不能改变的境况，比如生物学特指的“前生殖器”阶段、俄狄浦斯情结等。
弗洛伊德忽略了文化因素，致使他的很多结论与概括是错误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妨碍了我们理解那些真正推动人类态度、行为的力量。我认为，如今精神分析正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路线，丝毫不敢偏离，它表面上看似潜力无穷，其实早就走入了死胡同，只能靠滥用各种晦涩难懂的理论与模糊不清的术语来装点一下门面，正是忽略了文化因素，才造成了这一局面。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神经症其实是对正常行为方式的一种偏离。这条标准很重要，然而却不算充分。人们也许会偏离普遍的行为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患上了神经症。就像前面提到的艺术家，他不愿意花费更多的工作时间赚取更多的金钱，也许是因为患有神经症，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比普通人聪明，不希望陷入名利之争。同时，很多人表面上看起来对现有的生活方式完全适应，实际上，却极有可能患有严重的神经症。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借助心理学和医学的观点。
但奇怪的是，仅仅依靠这种观点，是很难说明神经症的内涵的。如果我们一味地关注表面，就难以发现神经病的共同特性。惊恐、抑郁、沮丧、机能性生理失调等症状显然不足以作为判断神经症的标准，更何况上述症状也未必显现出来。某种类型的抑制作用（inhibition）却可能时刻存在着（我将在后文讨论具体原因），但是它们可能经过了巧妙的伪装，甚至能逃过我们表面的观察。如果只是依据表面现象来判断人际关系的反常，其中也包括性关系的反常，我们就会面临同样的困境。有的现象容易捕捉，难的是如何鉴别它们。但是，哪怕缺乏有关人格结构的知识，人们还是可以从几乎所有神经症病人的身上发现两种特质，那就是反应方式上表现出的某种固执，以及潜能与现实之间的脱节。
接下来要进一步阐释这两种特质。反应方式上的固执，指的是面对不一样的情境，神经症病人缺乏一种灵活的反应方式，他们难以针对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反应。例如，正常人也会心生疑窦，但这是因为外界事物让他认为有可疑的地方，又或许他有这么做的理由；但是，神经症病人可能每时每刻都毫无理由地处于疑虑状态之下，无论他能否意识到。正常人轻易就能分辨来自他人的恭维到底是假意的，还是真心的；然而，神经症病人却毫无理由地怀疑并否认所有来自他人的恭维。正常人被欺骗之后，往往感到义愤难平，但神经症病人面对任何谎言，哪怕是善意的谎言，哪怕他明知道这些谎言的初衷是为了维护他，也会感到愤怒。正常人经常会因事情太过重要而很难做出决定，然而神经症病人则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优柔寡断。
但是，只有在偏离文化模式的情况下，固执才能被视为神经症的表现。在西方文明中，固执地怀疑任何新鲜或陌生事物，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而小资产阶级固执地强调勤俭持家的观念，也被视为一种正常的固执。同样的，一个人生活中的实际成就与其潜在素质之间的脱节，其实也可能是外在因素导致的。但是，他如果天赋异禀，外在因素又对他的发展很有利，他却还是碌碌无为；或者，他虽然拥有所有能让自己拥有幸福的外在条件，却无法享受这一切，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又或者，一个女人美得不可方物，却还是觉得无法吸引男人……这些脱节就是神经症的表现。换言之，在神经症病人看来，他其实就是自己的绊脚石。
抛开所有表面现象，深入有效地产生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之中就会发现，有一种基本因素是所有神经症都具有的，那就是焦虑以及为了抵抗焦虑而随之建立的防御机制。暂且不论神经症病人有多么复杂的人格结构，焦虑都是神经症产生并持续的驱力。接下来的几章，我将进一步阐释这一问题，在此不再赘述。但是，为了让刚刚涉足这一领域的人有所了解，我还是要稍加说明。
很明显，这种说法过于宽泛。焦虑或恐惧——我们姑且先将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使用，还有为了对抗焦虑而建立的防御机制是无处不在的。不仅人类会有这些反应，每当遭遇危险、受到恐吓时，动物也会有所反应，甚至逃跑。一样的情况下，我们也会采取这些防御措施。为了免受雷击，我们在屋顶上安装避雷针；为了免于遭遇意外事故，我们购买保险；这些行为其实就含有恐惧与防御的因素。恐惧与防御的因素通过各种形式存在于各种文化之中，还很可能已经制度化，比如因害怕中邪而佩戴各种护身符，因害怕死者侵扰生者而举办隆重的葬礼安抚他，因害怕女性的月经带来灾难而制定一系列禁忌，以及尽可能避免与月经中的女人接触等。
上述种种类似情形，会让我们下意识地做出一种错误的逻辑推论：既然恐惧与防御是神经症的基本特征，那么为什么不把已经制度化的防御措施称为“文化的神经症”呢？比如上述那些
例子。
这一推论的谬误之处就是，虽然两种现象具有相同的因素，但是这两种现象不一定是相同的，就像一座用石头砌成的房子不能被称为石头一样。那么，病态人格的恐惧与防御措施究竟与大众文化下的防御制度有何不同，其本质特征又是什么呢？是不是病态恐惧其实是一种现象性的恐惧？不，并不是。我们也能将对死者的恐惧称为想象性的恐惧，但我们还是无法从本质上区分两者。那么，它们本质上的区别是否在于，神经病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害怕？也不是，其实原始人同样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害怕死者。很明显，两者的区别无关乎自觉或理性化的程度。其实，区别与以下两种因素有关。
首先，任何一种文化提供给人们的生活环境，都会造成某种恐惧。无论这种恐惧是如何产生的，它们都可能被外在危险（比如大自然或敌人）、社会关系的各种形式（比如压抑、逼迫、挫折等激发的仇恨）、各种文化传统（比如对鬼魂或禁忌的传统恐惧等）所触发。面对这些情况，每个人感受到的恐惧的程度是不同的，但是没有一人能幸免，因为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文化强加于我们的。而神经症病人不仅要承受文化诉诸于每个人身上的恐惧，还要因个人生活环境的差异而承受某些与文化模式偏离的恐惧，这些恐惧各种各样，无论是质还是量，都与文化模式下的恐惧大相径庭。
其次，这些在一定文化中存在的恐惧经常会因采取某些保护措施，如各种禁忌、仪式、风俗、习惯等而被抵消掉。一般情况下，比起神经症病人以某种特殊方式建立的防御措施，上述防御措施是更经济的方式。因此，正常人虽然必须承受一定文化中恐惧与防御带来的影响，但是总体上能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尽情享受生活带来的所有机会与可能。正常人能够*大程度地把握并利用自身文化为其提供的各种机会。从消极的方面说，他所承受的痛苦，其实少于所处文化必然带给他的痛苦。与之相反，神经症病人却必须承受比正常人更多的痛苦，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来建立自己的防御措施，*终损伤了他的生机与活力，也阻碍了他的人格拓展；具体而言，就是损伤了他获取成就、享受生活的能力，从而导致了我前面提到的脱节。其实，神经症病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保守苦难的人。在探讨所有通过表面观察就能发现的神经症的共同特征时，我并没有提到这一事实，这是因为它并不一定能通过外部观察而发现。就连神经症病人本人，也不一定能意识到他正在受苦的这个事实。
在讨论恐惧与防御措施时，加入这么多关于神经症性质的内容，也许会让读者感到不满，对此，我需要为自己辩解一下。首先，心理现象是错综复杂的，哪怕它表面看似简单，我们分析后得到的答案也肯定不会像它看上去那么简单；其次，我们*初面临的困境，在之后一切的问题中都必须面对，这一困境贯穿于全书之中。
其实，我们很难准确地描述或定位神经症，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利用心理学工具或社会学工具获取这一答案，而必须同时利用这两种工具。然而，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先利用一种，再利用另一种。如果我们只是从心理结构或动力学的角度来观察神经症，那么我们就先要定义“正常人”是什么，接着将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所谓“正常人”实体化。然而，我们一旦超出了本国范围，超出了与我国文化类似的国家，就会面临更大的困境。另外，我们如果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神经病进行考察，视它为对一定社会环境下人们共同的行为模式的一种偏离，就会完全忽略有关神经症心理特征的各种已知的知识；更何况，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学派的精神病医生，都不可能认可这一结论并承认他平时就是这么来鉴定神经症病人的。将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就是为了得到一种更恰当的观察方式，既能兼顾神经病人外在表现的异常，又能涉及内在心理过程的动力学异常，但是不认为任何一种异常是决定性的，而是将两种考察结合在一起。一般情况下，我们将恐惧与防御视为神经症的内在动力之一，但我们同时也考虑到，它在质与量上都偏离了其所处文化导致的恐惧与防御措施，唯有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才能确定病人的确患有神经症。这正是我们采取的观察方法。
我们还要沿着同一个方向，继续朝前迈进一步，这是因为神经症还有另一种基本特征，即存在着冲突倾向。神经症患者并不知道这种冲突倾向的存在，或者至少不了解它的确切内容。因此，他总是下意识地试图实现某种解决或妥协。弗洛伊德曾经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强调并指出这一特征，认为这是构成神经症必不可少的要素。将神经症病人的冲突与一种文化中共存的冲突区分开的，既不是这些冲突的内容，也不是因为这些冲突本质上是无意识的——就这两方面而言，这两种冲突的表现可能是一样的，而是因为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些冲突在神经症病人身上表现得更紧张，也更尖锐。神经症病人企图达成某种妥协或解决，我们不如称这些解决方式为“病态的解决方式”。比起正常人的解决方式，这些解决方式其实难以让人满意，还会付出高昂的代价，那就是损伤完整的人格。
现在，综合考量上述各种推论，我们发现还是难以给神经症下一个全面而准确的定义。但是，通过上述分析，现在我们至少能如此描述它：神经症是由恐惧和为了对抗这些恐惧而建立的防御机制，以及为了缓和内心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的各种努力造成的一种心理紊乱。就现实层面而言，当这种心理紊乱与特定文化中共有的模式偏离时，我们才能称之为神经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