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山曲-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

小白菜竟能影响西征？ 新疆军饷一直依靠东南各省，由于遭到抵制，向来不能按照定额拨解，其中唯有一个例外的省份就是浙江，这个省的新疆协饷，一直按照规定的时间，足额提供，从不拖泥带水。对于新疆之役来说，当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浙江之所以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全力支持新疆军饷，是因为该省巡抚杨昌浚曾经是左宗棠的部属。李鸿章可以动员绝大多数省份的督抚抵制新疆军饷，也可以动员沈葆桢拒绝代理新疆军饷的借款，但是，却无法让杨昌浚改变按时足额划拨浙江承担的新疆军饷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浙江的态度当然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于是，就在新疆之役战幕拉开，西师在北疆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光绪二年（1876）九月，因为杨乃武一案，清廷命浙江巡抚杨昌浚连同葛品莲尸棺及所有检验文书一并押解北京，到光绪三年（1877）二月十六日，杨昌浚因此案被革职。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远隔几千里的案子，跟收复新疆本应扯不上关系，但此时此地，这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案子，却对新疆之役生死攸关。杨昌浚革职，浙江巡抚换上了淮系大员，于是，原来按时足额提供的浙江军饷，一下子变为分文没有了，该省的供应指数从100下降为0。请大家注意杨昌浚被革职的时间，恰恰是清军攻打达坂城、吐鲁番和托克逊的第二阶段期间，接下来应该进行第三阶段，天山南北收复在即，但就在此时，新疆军饷*重要的提供省份发生以上变故，彻底断供。晚清的写手们把杨乃武案编成了四大奇案，诸多情节被描述得细致入微、精彩绝伦，但是，此案背后所隐藏的关于新疆军饷的这个天大的秘密，却掩盖得严严实实，从来没有被提起过。 光绪三年（1877）四月二十五日，左宗棠给清廷送去了这样的报告： “臣军饷源早涸，前蒙天恩，敕各省关提前合解四百万两，余均解八成以上；倘一时不能骤集巨款，准向本地富商议息凑借，先期解甘，仍各按每月应解之数分期划还商款，所有息银即由西征项内划扣，以期迅速。 “唯臣查西征台局月报，今岁四月以前收到各省关协款不足三十万两，尚未若从前报解之勤。前敌各军已于春融连克要隘名城，现正进规喀拉沙尔。机有可乘，曷敢借口饷事虚悬，久停以待？虽幸帮办军务、太仆寺卿臣刘典极意撙节腾挪，遇协饷到甘，即时委解肃州，于各防营每月应发盐菜、粮价，但向兰州商号辗转凑借，聊资点缀；陕西抚臣谭钟麟目睹艰苦情形，同深焦灼，饬军需局陆续凑借三十万两，暂救燃眉。无如久饿之夫，壶飧难于续命。何也？臣于内外各军请发饷银、采粮转运各军请发脚价、局费禀牍到营，辄绕帐彷徨，莫知所措，又不敢明以瓶罄罍竭、筹画维艰实在情形示之牍尾，致懈军心。此际此情，不但局外未足与言，即局中亦难于尽谅者。”（《左宗棠全集》第六册，第677页） 尽管西师将士不辞劳苦、不怕牺牲，取得了完全出乎背后那些权贵意料的辉煌战绩，但是，此时的左宗棠却正处于极度艰难的困窘之中。按照清廷的承诺，这场战争应该有一千万两军饷在战前到位，这笔军费中五百万两由各省凑齐，另外五百万则向洋商借贷。如果考虑到在部队整编裁撤时的巨额欠饷需要归还，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即便如此，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结束，可战前就该到位的五百万两借款依然毫无眉目，不仅如此，各省的协饷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当年的协饷，直到四月份总共只收到不足三十万两，平均每月仅寥寥数万两而已。西师要承担艰巨的作战任务，新疆前线的四万士兵、马匹的军粮、草料，打仗需要的军火、装备，大量物资的远距离运输，新收复地区的官衙和其他公用设施的整修重建，大批各民族百姓的赈济、安置；除此之外，后方还有两万名士兵，他们要负责相当于今天甘宁青三个省区范围内的治安维护、漫长的运输通道的安全保障以及其他日常工作，还要包括这一广大地区内的各级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所需。每月仅数万两资金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杯水车薪到什么程度？李鸿章的淮军在陕西搞所谓“西征”的五十个月里，总共实收军饷1647多万两（《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968页、1112页、1163页），平均每月三十万两以上，此时淮军的总兵力才三万人，全部属于“防军”，是根本不打仗的部队，并且，这些军饷仅仅用于部队的开支，根本不像左宗棠那样除了维持部队的经费还必须包括大量其他方面必不可少的费用。稍稍比较一下，新疆之役这样一场远征的军饷被卡到了什么程度，也就不难体会了。 事实上，这种状况已经让新疆之役处于命悬一线的绝境。大量要求领取军饷、报销采运账单和办公费用的禀牍如雪片般飞来，左宗棠却无款可付，“辄绕帐彷徨，莫知所措”，并且，为了不致泄露了实情，影响部队士气，还只能哑巴吃黄连，一声不吭，不仅不能对局外人倾诉，而且不能向局内人提及，除了掌管军饷的刘典之外，对所有人员一律严密封锁消息。无论新疆之役有多少麻烦事，左宗棠都可以凭着自己的执着和坚韧，使之迎刃而解，但是，面对来自身后的如此严重的阻挠掣肘，却一筹莫展，军饷供应的窘境，和战局进展的势如破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