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中鱼:略萨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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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秘鲁总统一职不是世界上*危险的工作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当那个总统候选人的。假如不是落后、贫困、恐怖和种种危机已经把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变成了几乎是不可能的挑战，我的脑海里也不会闪出干这种事的念头。我一向以为，写小说具体到我身上，就是一种体验很多生活的方式，甚至愿意有各种冒险；我不排除在策划我们行动的内心深处，是冒险的诱惑推动我去搞职业政治，而不是任何利他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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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的政治生涯开始以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每天一定要读书和写作两个小时。哪怕当上总统，也要如此。”这个决心只有部分原因是自私的。另外还因为我确信：如果我能留一个自己的空间、抵挡政治，由思想、思考、理想和脑力劳动构成的空间，那么我想要做的事是可以干得出色的。
关于读书一项，我做到了，虽然不能保证每天不少于两小时，而写作则完全不可能。我是说写小说。这不单单是没有时间。我不能集中精神，不能进入艺术想象之中，不能与周围可怕的环境决裂，不能进入写小说和剧本的心境。种种杂念，种种眼前的忧虑，在不停地干扰，没有办法摆脱这令人窒息的现状。此外，我一直不能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一清早，秘书们没来上班之前，我是单独一人的。就好像是亲密的艺术精灵们因为缺乏孤独感而离散了。结果我很痛苦，便放弃了写作的打算。这样，在那三年里，我只写了一部消遣性的情爱小说——《继母颂》——为读者之友现代小说丛书写了几篇序言，还写了一些政治性演讲稿、文章和随笔。
给读书安排的时间是如此之吝啬，使我变得非常严格：不能像从前那样毫无章法、狼吞虎咽地读书了；只能够阅读那些会让我拍案叫绝的作品。这样，我重读了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麦尔维尔的《白鲸》、福克纳的《八月之光》以及博尔赫斯的一些短篇小说。当我发现每日的政治活动很少有智慧的闪光时，心中吃了一惊，便决定读些难懂的作品，强迫自己读书时再三琢磨并做笔记。自1980年《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落入我手中之后，我就决心研究波普尔。在那三年里，我读了他的作品，是在每天一大早，出去跑步之前，这时天已放亮，宁静的住宅使我回忆起前半生未搞政治时的岁月。
每天晚上，入睡前，我读些诗歌，总是看黄金世纪的经典之作，大部分是贡戈拉的作品。每次读书，虽然只有半小时，却是一次净化心灵的沐浴，于是摆脱了种种争论、密谋、策划、攻击，成为一个完美世界的座上客，超脱于整个现实之外，那里光辉灿烂，充满和谐，居住着纯粹文学里才有的仙女和农夫以及神话中的鬼怪，他们在美轮美奂的风景中活动，述说着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倾听着优美的音乐，欣赏着精心设计的建筑。我在大学读书时曾经读过贡戈拉的作品，钦佩但有些隔膜；其作品的完美性我觉得缺乏人情，他的世界过于抽象和虚幻。但是，1987至1990年间，我是多么感谢他营造了这个超脱于现实之外的巴罗克语言区，它高悬于睿智与机敏的晴空之上，摆脱了多数人日常生活中的丑陋、卑劣、庸俗和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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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小虫用这样的问题啃蚀着我的良知：你不是要当作家吗？你什么时候能当上作家呀？因为尽管我在《商报》的《星期副刊》、《秘鲁文化》杂志和《秘鲁水星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和短篇小说，暂时产生了我已经是作家的感觉，但突然之间，我睁开了双眼。不，我不是作家。这些忙里偷闲、急急写就的文字是模拟作家的赝品。我只有把上午、下午、晚上的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写作中去，把现在浪费于各种事情上的全部精力都放到这项持之以恒的事业中去，才有可能成为作家。只有我感到周围是令人鼓舞的气氛、是一种适合写作的环境时，才有可能成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