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帝国的阴影下-南朝初期的士人思想和社会

导言：重塑中国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
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
世无万数，他及五帝，莫能禁止。
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
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秦始皇《峄山刻石》，公元前219年。

318年农历三月，西晋王朝末代皇帝晋愍帝驾崩的讣告，传到时在建康城（今南京）中的王子司马睿耳中。司马睿发丧哀悼后，迅即登基，成为东晋王朝（318-420）——这个乘舆播迁于江东、延续晋室后半命数的王朝的首任皇帝，史称元帝（318-323在位）。事实上，西晋时代（265-317）的先辈们早已“南面”（face south）而治，将南方广袤的土地纳入统一的管辖范围之内，然而元帝岌岌可危的统治却仅限于江南，他在位的时间标志着后世中国史家所称的南北朝的开端。接下来，中国陷入了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南北分裂的局面。

重塑的共同体
中国的东南地区，一般称之为江南，也即扬子江的南部流域。对这一带较为深入的开发，实则可追溯至更早期的时候，早在汉朝（前206-220）后期，即已有规模可观的北方移民来到此地。尽管如此，中国文明的“摇篮”向来属于地处北方的黄河流域，当司马睿乘舆初至之时，江南一词，仍带有蛮荒边界的意味。不久之后，西晋政权覆灭，旧朝残余势力被异族入侵者驱逐出世代居住的北方故园。对逃离四分五裂的中原地区的大批难民而言，以元帝司马睿为首脑的流亡政权，可谓避难天堂。他们将与世代生长于斯的江南土著一起，为重新恢复逝去的中华帝国版图而努力。
皇帝司马睿加速建造了社稷坛，以祀土、谷之神，并在新皇宫内修建太庙；稍经一番争议后，又于建康城南郊举行祭天仪式，以示新朝正统所在。著名文士刁协（卒于322）、贺循（260-319）等人，因谙熟西晋旧朝礼仪而得任用，他们建言献策，力图复原那些符合儒家君主身份的典章制度。他们并未将着眼点局限于晚近几个朝代的先例，而是将目光投向更为遥古的周朝——那个儒家正统得以确立的时代，他们据此构想一个理想的中国。
诚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民族国家从本质上说，不过是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考察4世纪初汉人政权在江南陌生的环境中艰难重建的进程，本尼迪克特的这一学说恰足提供一些启示。虽不能说4世纪的中国曾产生过与今人称之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一现代现象相似的事物，我们仍可以指出，那时的汉族精英阶层面对中国自古以来的辉煌遗产，普遍流露出一种与“想象的共同体”颇为类似的认同感。东晋朝廷乞灵于“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 如西奥多?贝斯特（Theodore C. Bestor）所言，是以之为“促成抑或应对社会变迁的利器”，通过借鉴令人心生敬畏的文化传统，从而在现实中推行全新的举措。公元4世纪时，江南尚属蛮荒边疆，此地的“汉人”种族甚至只是数量有限的少数民族。为推进江南的文明进程，首当其冲就是必须再造中华民族。
孕育中华文明的黄河流域沦于异族之手后，一群流亡江南的文化精英依据头脑中的理想模式，重塑“中国”。而事实上，他们的理解却错误百出。“传统主义”促成了南朝的出现，但错误的记忆，以及全新的物质条件和政治制度，造成这一传统扭曲变形，成为新的形态。4世纪时，在流亡中诞生的“中国”，一方面是前现代历史传统中未曾间断的发展环节——今天的史学家往往喜欢将这一传统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作对比；另一方面又是剧烈变革的产物——变革促使传统转化为崭新而独特的形态。尽管不可否认此一历史时段继承与延续了中国古代文明，它所力图重现的是逝去的辉煌，但是，4世纪南方中国兴起的无疑是一个全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