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的兴起：张传玺说秦汉

怎样研究秦汉史　　秦汉史包括秦、西汉和东汉的历史，时间共有四百多年(公元前221—公元189年)东汉在名义上存在到220年（献帝延康元年）；可是至189年灵帝死后，已名存实亡。汉献帝起初是董卓手中的傀儡，后来是曹操手中的傀儡。此后的历史，归入三国时期。。这段历史在我国古代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可是近年来，有不少青年同志不愿研究这段历史。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秦汉史的有关文献的文字太深，阅读不易；二是有关秦汉史的史料太少，深入困难；三是秦汉史“人人通”，难成专家。这些看法虽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总的说来，是很不正确的。所以如此，是由于对秦汉史的研究不甚了解。应当说：秦汉的文献史料是比较完善的；文字也比较简明易懂，至少并不比清朝的王船山、黄梨洲和民国时期的章炳麟等人的著作难读，可能还要好读一些；秦汉史料在文献之外，还有极其丰富的考古资料；秦汉史上有待研究的问题很多，但研究者并不多，人力很不足。因此，我认为有志于秦汉史的青年同志完全应当抛弃顾虑，大胆地参加到秦汉史研究者的行列中来。只要肯下苦功，就能够深入下去，大有作为。　　应当怎样研究秦汉史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们有各自的经验或体会。但总的说来，大家的认识是不会相差很大的。我谨谈一下自己的点滴体会。　　应当了解研究意义，明确研究目的　　研究任何一段历史，都应当了解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意义，明确研究的目的。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　　1.要了解研究秦汉史的意义，也就是要了解研究秦汉史的重要性，首先要了解秦汉史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大转变的时期，许多问题在学术上都是重要的课题。例如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就很重要。近来五十余年，在我国长期进行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及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无论哪一派或哪一家，几乎没有不把这一问题作为重点进行探讨的。仅就此事，已足以说明秦汉史的重要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是我国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诸侯割据混战走向统一，并建立起了多民族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文化，也是一个飞跃发展的时期，土地国有制瓦解，私有制确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文学、艺术日益兴盛。这一时期产生的许多重要制度和政策，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或出现的重要人物，对当时和后代都有或都曾发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可以这样说，秦汉时期是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文化的总结和升华时期，又为此后两千年的历史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因为这样，所以不少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不论其为研究先秦史、魏晋、隋唐史，研究明清乃至近现代史，甚至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史、中华民族形成史等，都必要也应当对秦汉史有一定的了解，否则，研究将难深入，或会遇到不少困难。这就是为什么秦汉史会成为所谓“人人通”的主要原因。可是，所谓“人人通”并不是说人人都是“秦汉史专家”，只是说不少人对秦汉史有些了解，实际是以这段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为数并不多。至于堪称“秦汉史专家”的人，那就更少了。正是因为这样，直到目前为止，秦汉史的研究水平并不很高，许多重要问题并未深入研究，还有不少重要问题长期无人问津。　　2.明确研究秦汉史的目的，就是要明确研究秦汉史是为了什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工作者，研究任何问题，都应当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不要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更不应为了谋取个人的名利而研究；而应当是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繁荣、发展祖国的学术而研究。研究秦汉史也应是这样，应当是为了建设祖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例如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规律，可以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服务；研究这一时期的制度、政策、人物等等，总结其经验教训，可以为今天的建设提供借鉴；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可以丰富发展今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有些人的研究是专门为了自己的名利，而是说研究者应当明确研究目的。因为学术研究的课题很多，有大有小，有难有易，有的有价值，有的无甚价值，或很没有价值。在研究上采取避难就易、避重就轻的态度是存在的。要真正解决点儿问题，尤其是要研究一些有重要价值的问题，要做出点儿开创性的贡献来，不付出相当的代价，不做出必要的牺牲，是不行的。因此，这就要在学术研究的态度上，提倡事业心，提倡共产主义的献身精神。　　研究意义了解了，研究目的明确了，研究的动力也就产生了。只要精力集中，方法对头，就可以做出成绩来。　　应当了解史料范围　　“秦汉的史料太少”之说，不符合事实。我国古代的史料“浩如烟海”，这是尽人皆知的。但不能因此而要求每一具体朝代的史料都“浩如烟海”。印刷术发明以后，如宋、元、明、清，文献史料是很多的。要求在隋唐以前各代的文献史料都是这样多，就不切实际。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隋唐以前的史料太少，甚至认为少到无法进行史学研究，这种观点就很不正确。应当这样说，各个朝代有各个朝代的史料。就秦汉来说，文献资料固然比后代少一些，但有关的考古资料之多，其史料价值之高，又是后来的任何朝代所不能相比的。这里将秦汉的主要史料的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1.文献资料　　文献资料以“四史”为主，此外还有其他史书、《汉魏丛书》以及诸子、文集等。　　(1)四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研究秦汉史的基本资料。《史记》是西汉中期的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是我国古代**部纪传体通史，也是**部体例完善、内容丰富的史学著作。记事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时，长约三千多年。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书中除记述历代王朝的兴亡、帝王将相的成败之外，又为不少学者、医生、商贾以及其他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代表性人物立传，还为天文、历法、礼乐、水利、工商、少数民族及外国等，各做了专篇论述。文章质朴，文字生动。全书略于春秋以前，详于战国以后，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我国上古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又比较具体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正在形成中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面貌。《汉书》是东汉前期班固撰写的，是我国**部纪传体断代史。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分为一百二十卷。《汉书》仿《史记》，体例完整，内容丰富，全面具体地记述了西汉二百三十年间的主要政治、经济、文化、事件、人物、民族、地理等等，资料翔实，撰述严谨。书中又收录了许多有关的重要诏诰和疏、议、文章等，史料价值都很高。《汉书》有西汉“实录”之喻。《后汉书》是南朝宋时，范晔撰写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所记为东汉二百年间的重要史事和人物等。原书只有纪、传，无表、志。南朝梁时，刘昭把西晋司马彪撰写的《续汉书》中的“八志”收入本书，并为之作注。北宋时，合刊为一书，共为一百三十卷(一百二十篇)，是研究东汉史的基本资料。《三国志》是西晋陈寿撰写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所记为三国时期近百年间的重要史事和人物。全书分为魏、蜀、吴三部，共六十五卷，无表、志。南朝宋时，裴松之作注，博引群书，注文多出本文数倍，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三国志》和裴注是研究三国时期近百年历史的基本资料，对研究东汉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其他文献资料——其他文献资料很多，可以说在经、史、子、集中都有不少。堪称为**手资料的有《东观汉记》《汉纪》《后汉纪》《七家后汉书》《汉官七种》《说文解字》以及《汉魏丛书》《全秦文》《全汉文》等。有些著作的史料价值很高。如《盐铁论》一书，详细具体生动地记述了西汉昭帝时召开的有关盐铁政策的会议的辩论情况，与《史记·平准书》《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食货志》等篇对照研究，可以对西汉前中期的政治、经济情况，尤其是对当时的盐铁政策，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此外，《华阳国志》《水经注》《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中的有关部分，以及《全汉诗》《秦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二十五史补编》中的有关部分，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或参考价值。　　2.考古资料　　考古资料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一般考古资料——指考古发掘的遗址、墓葬、出土器物及有关遗迹等，这对研究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自清末以来到现在的八十年间，已发表于报刊的有关秦汉的文物与考古的文章或资料大约有四千篇之多，分量较大的发掘、研究报告或专著尚不在内。主要内容有城市、宫殿、住宅、坞壁、冶炼场等的遗址，帝王、贵族、官僚、地主和农民、刑徒、奴婢的墓葬，出土的铜器、铁器、金银器、漆器、兵器、礼器、各种手工工具和农具、车马具、生活用具、丝织品、衣物、工艺美术品等。这些遗址、墓葬和器物不同于一般文献记载，只给人以抽象的概念；这些资料是具体、形象、生动地再现了有关历史的实际，其史料价值是极高的。如陕西西安的秦陵兵马俑、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及其出土文物，都惊动了全世界。若干年来，《文物》(原名《文物参考资料》)、《考古》(原名《考古通讯》)两杂志和《中国文物报》比较及时地为考古和史学研究者提供一定数量的新的考古发掘资料或研究成果。此外，陕西、河南、湖北等不少省份也创办了这类刊物，按期发表有关本省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情况。《考古学报》则是一份研究性杂志，更专门一些。这些杂志经常刊载的有关秦汉文物、考古方面的文章或资料，对秦汉史研究都有很重要的史料或参考价值。　　(2)秦简与汉简——它们的大量出土，在某种意义上说，扩大了或说是增加了秦汉史料的“文献资料”。已汇辑成册而史料价值较高的，有五部：(一)《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出版，包括释文和注释）。这批秦简是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发现的，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五支，另有残片八十片。内容以法律为主，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战国末年和秦朝前期历史的宝贵资料。近年在湖南龙山县里耶出土的秦简以万支计，史料价值更高，为世界学术界所瞩目。(二)劳干撰《居延汉简考释》。(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此两书的汉简来源，是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共收得汉简一万余支。劳干在抗日战争时期，对这些汉简进行了分类研究，撰有释文与考证，连同图版，共为三个部分，于1943年在四川南溪石印出版。1949年，又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铅印再版。此后，又经劳干整理，在台湾重印出版。“甲乙编”是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该书将1930年出土的“居延汉简”，包括图版与释文，在经过长期检查、研究之后，全部刊录。内容分为图版、释文、附录、附表四个部分。图版共四七五版，释文一律按原简号顺序排列，纠正了过去出版物中的一些错误。所附《额济纳河流域汉代亭障分布图》等，为研究使用这批汉简提供了方便。“居延汉简”是两汉时期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辖区内的官方文书，大部分属于西汉中期至东汉初年的遗物，内容涉及这两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为研究两汉历史的宝贵资料。(四)罗振玉与王国维合作编撰的《流沙坠简》，共三册，1914年出版，1934年校正重印。此书系据法国人沙畹书中选录英国人斯坦因在我国敦煌等地盗掘的简牍、纸片、帛书等的照片编撰成，共收有五百八十八支(张)，另有释文和考释，其中大多系汉简。书中对汉代的屯戍、烽燧等制度的考释较详，史料价值很高。(五)张凤撰《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主要据法国人马伯乐寄给张凤的有关斯坦因第三次所得的木简的照片(为沙畹书所未收)编辑而成，未加考释，亦有史料价值。　　此外，考古工作者还于1949年以后在居延陆续发现汉简约二三万支，在甘肃武威县城南磨咀子发现完整的汉简二百八十五支。在敦煌悬泉置发现的汉简以万支计。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湖北江陵、张家山、凤凰山汉墓中，及山东临沂银雀山、江苏东海尹湾等处汉墓中，都有大量的汉简(牍)出土。这些汉简中有不少关于赋税、徭役、商业、医药、地理等资料，还抄有不少为今天已失传的古书。这些资料对研究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3)金石文字资料——两汉的金石文字资料中，*有史料价值的是碑刻(包括摩崖)。著录两汉碑刻的主要著作有宋洪适的《隶释》二十七卷，收入汉魏隶书石刻文字一百八十三种。后又辑《隶续》二十一卷。这是我国现存*早的集录汉魏碑刻文字的专书。清人马邦玉辑《汉碑录文》四卷，著录汉碑八十四篇，附魏碑三篇。此外，在清人孙星衍、邢澍合作编撰的《寰宇访碑录》、王昶编撰的《金石萃编》，冯云鹏、冯云鹓合作编撰的《金石索》等著作中，都收录了不少属于秦汉时期的碑刻或其他金石文字资料。　　其他文字资料比较有史料价值的是封泥，就是用于公文或书信上的印模，其作用与后代的火漆封记相同，这是研究汉代职官制度的宝贵资料。清人吴式芬、陈介祺合辑的《封泥考略》一书，共收录汉代官私封泥八百四十九枚，并加考释。今人周明泰辑有《续封泥考略》六卷、《再续封泥考略》四卷，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此外，为数巨大的汉画像石和画像砖，大量地刻绘了汉代的农业、手工业、狩猎和官僚、地主宴饮、出行及战争等场面，都是研究两汉历史的宝贵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