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史笔与文心

　　**节 六经皆史　　《文史通义·内篇·卷一·易教上》，一开头便提出了这一说法，略云：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着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料同科之义焉。曰：“闻诸先子之言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为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　　从字面上说，“六经皆史”并不新颖。自宋以降，刘恕、王阳明、王世贞、胡应麟、顾炎武、马骕等，皆有类似的说法，近人钱钟书的《谈艺录》曾加详述。然章氏六经皆史之说，实有其新的意义，而在清代学术史上实是具有突破性的创见。　　钱穆先生阐明六经皆史的意义，大略说：　　六经只是古代在政治一切实际作为上所遗下的一些东西，并不是几部空言义理的书。我们也可以改说：六经都是“官书”。也可说：六经都是当时衙门里的档案。或说是当时各衙门官吏的必读书。这几句话，也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谓的“王官之学”。《六艺略》是王官之学，也即可称是贵族之学。这些学问，后来慢慢流到民间，才有诸子百家。　　所以他认为胡适既写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又写《章实斋年谱》，则“六经皆史”一语，就无法讲。　　又认为梁启超曾说：猪肉铺柜上的账簿也可作为史料，用来研究当时社会经济或其他情况，这不是章氏立说的原义。钱穆先生说：　　六经都是古代的“官司掌故”，如我们说现在教育部、外交部都存有许多档案，有些是教育部、外交部的职员必须时时翻阅的，此等档案叫作史，掌管这些档案的人也就叫作史官。　　那么我们真要懂得经学，也要懂得从自身现代政府的官司掌故中去求，不要专在古经书的文字训诂故纸堆中去求。这是章实斋一番大理论。清代人讲经学却都是讲错了路，避去现实政治不讲，专在考据古经典上作工夫，与自己身世渺不相涉，那岂得谓是经学。　　钱先生所论章氏的经学，层次很高，而钱门高弟余英时，在他的《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的《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中，则逐步分析章氏的六经皆史说：　　（一）首先要打破六经载道的见解。　　（二）六经中所可见者，只是三代官师未分那一阶段中道的进程，三代以后的道，则不可能向六经中去寻找。　　（三）六经已不足以尽道，而经学家从事考证训诂复不足以通经，则其去道之远，可以想见。　　（四）六经既不足以尽道，遂进而有“文史不在道外”之说。　　（五）六经既只是古史，则*多只能透露一些道在古代发展的消息。至于“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三代以下之道，便只有求之于三代以后之史了。把“六经皆史”说的含义推拓至极，便会得到“贵时王制度”的结论，因为时代越近，便越可见道的*新面貌，而时王的政典也必然成为后世的“六经”。　　（六）对实斋而言，经学考证可说是一条走不通的路。通过方志和《史籍考》的编纂，他逐渐建立了“以史概经”“以今代古”的理论根据，*后凝聚在“六经皆史”这一中心命题中。故“六经皆史”是整个清代学术史上，继“经学即理学”（顾炎武语）以后一项*大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