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坊寻踪-私家古旧书店之旅

序　言
谁是中国的**位旧书商，历史资料未见记载，而关于中国*早的旧书店，褚树青在《民国杭州旧书业》一文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书肆业，古已有之。据文献记载，汉时就已萌芽，至宋元而备盛。”
可惜这样的记载没有点出**家旧书店的名称，然后褚树青在文中跨过宋元直接讲到了明代，举出的例子则是明末的汲古阁主人毛晋，他认为正是毛晋张贴布告征集宋版书，由此而将中国的书业作出了两分法：“高额的利润，使得以营利为目的的书贾队伍，旋即分化成两种经营方式：一为重营当代刻本者，一为专贩宋元旧椠者。后一种书贾经营即成为现代意义的古旧书业了。”
是否将中国新旧书业的分水岭定在明末，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但从明中期开始，古旧书业确实兴旺了起来，然而此行业的经营跟新书的区别较大，经营新书者无非就是低买高卖，在其他方面用不着费太多的心思，而经营古旧书业者则不同，从业者需具有丰富的目录版本学知识才能在此业中讨生活。正是这个行业的特殊性，使得一些旧书业店主成为了目录版本学界的行家。张祖翼在《海王村人物》一文中举出了这样的例子：“至书肆主人，于目录之学，尤终身习之者也。光绪初，宝森堂之李雨亭，善成堂之饶某，其后又有李兰甫、谈笃生诸人，言及各朝书版、书式、著者、刻者，历历如数家珍，士大夫万不能及焉。”
经过多年的修炼，一些书商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水准超过了许多读书人，以至于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老贾善于贩书，旧家富于藏书，好事勇于刻书，皆博雅名流所与把臂入林者也。礼失求野，其闻见亦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访也。然其人不过琴工碑匠，艺业之得接于文雅者耳。……横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横’，以佐君子之‘纵’也，君子亦不没其所资之‘横’也。……”
正是由于古旧书业的特殊性，产生了多位书商中的目录版本名家。北京的琉璃厂乃是中国古旧书业*著名的集散地，在民国年间，文禄堂主人王晋卿、通学斋主人孙耀卿及邃雅斋主人董会卿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因为这三位的字号中都带一个卿字，故被业界尊称为琉璃厂“三卿”。这其中的孙耀卿就是《贩书偶记》的作者孙殿起，而他所编纂的这部书直到今天都是业界研究清代出版物的**书。对于旧书店主在这方面的勤奋好学，郭子升在《琉璃厂的古旧书店》一文中写道：“古书店的主人多是学徒出身，尽管读书不多，但由于经常与书打交道，用心钻研，大都精于版本目录学。有的还博学多才，著书立说。不仅与专家、教授有共同语言，很多还是要好的朋友。书店的经营作风多数是规矩的，对待客人是诚恳的，利润也是合理的，这是琉璃厂的一种好风气。”
虽然古旧书业有如此的特殊性，但毕竟贩书也是一种商业经营，其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书是特殊的商品，购书之人大多是学者文人，书商赚取这些人的钱显然会令这些人不满。比如周越然在《余之购书经验》一文中称：“余之老练，余之谨慎，终不能敌书估之刁顽，终不能防书估之虚伪也。”
“书估”即是书贾，将书商称为书估究竟是褒是贬，周越然在文中解释了他的观念：“‘书估’者，售书人也，恶名也，另有美名曰‘书友’。黄荛圃题识中两名并用，但有辨别。得意时呼以美名，爱之也；失意之时，则以恶名称之，贱之也。本篇通用‘书估’，以括全体，无尊之之意，亦无恨之之心。篇中有骗书、骗钱、打骂顾客、旧书‘典当’等等故事，想阅众皆未之前闻也。”
在周越然的观念中，书估是句骂人话，但他也说，大藏书家黄丕烈遇到好的书商就会将其称为书友，遇到坏的书商就会将其称为书估。由此可以品出这样的概念：其实书商跟任何行业的经营者一样，都是有好人有坏人。正如黄丕烈，他既是藏书家又是一位书商，如果他把书商都视作坏人，那他将如何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以，黄裳在《访书琐忆》中并不认为黄丕烈经营书就变成了坏人：“黄荛圃先是买书、刻书，后来又卖书，还开设了滂喜园书店，商人当然要重视广告，在黄荛圃那个时代，还没有近代流行的种种广告手段，于是有人就说他的题跋也就是广告。这很丢了读书人的面子，遭到讥笑是当然的。”
黄丕烈给后世留下的*大遗产就是他写的那些书跋，他的书跋被后世搜集在一起编成了《荛圃藏书题识》一书。因为黄丕烈在生前并未将他所写之跋留底，故后世只能从各种书中将他的跋语摘录下来。黄丕烈的跋语书写方式别有生面，对于这些书跋的价值，傅增湘在《思适斋书跋序言》中给出了如下的高评价：“荛圃当乾嘉极盛之时，居吴越图籍之府，收藏宏富，交友广远，于古书板刻先后异同及传授源流，靡不赅贯。其题识所及，闻见博而鉴别详，巍然为书林一大宗，举世推挹之，宜矣。”
看重黄跋者绝非傅增湘一位，黄跋的搜集也逐渐成为了一场运动。大约在光绪二年，潘祖荫就搜集到了80篇黄跋。到了光绪十年，缪荃孙继潘祖荫所辑之后，又从各处抄得黄跋两百余篇，刻为《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此即初刻352篇，署名为潘祖荫辑。此后缪荃孙继续搜集，将所得录为两册，江标借去其中一册，在湖南刻成《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二卷》，其中收得黄跋70余篇。因为江标借书时并不知道缪荃孙还有一册，故缪荃孙又将江标未刊的那一册于民国元年以铅字排印方式刊于《古学汇刊》**集目录类，收得黄跋50篇，命名为《士礼居藏书题跋再续记二卷》。到了民国八年，缪荃孙复从乌程张氏、刘氏、松江韩氏、海盐张氏抄得若干，章钰、吴昌绶又补辑若干，再加上之前三次刊刻，共录得黄跋622篇，编成《荛圃藏书题识》十卷，且附《荛圃刻书题识》。后来王大隆又辑刊《续录》四卷，收得黄跋117篇，以及《再续录》三卷，收74篇。而几乎同一时期，又有李文所辑《补录》28篇。可见，黄丕烈的跋语在书界极受重视。
然而有人却说，黄丕烈在书中写这些跋语，其目的乃是为卖书作准备，这不过是一种广告行为。在这个问题上，黄裳秉持相反的立场：“不过我觉得这种指摘并不公平。黄荛圃在题跋中总是直白地记下了书价，书籍的抄刻先后，是否善本，是全本还是残帙这些细节，而这作为广告是不合适的。因此我怀疑他在买书的时候，是否就先已算计着出卖、获利。”
黄裳先生的所言甚有道理，因为黄跋中有不少记录了买书时的价格，以及他所得到的该书有如何的缺点等问题，这显然违反了广告业的规则。反过来说，如果黄丕烈写书跋是为了给卖书作准备，那当然要把该书写得全是亮点，即便该书有明显的缺憾，那也应当像鲁迅在《人生论》中的所言：“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既然并非如此，那么把黄跋视为广告的这种说法，显然有小人心和君子腹之辩。
既然黄跋不是售书广告，那么跋语是否能够兼顾这样的作用呢？至少黄裳认为这种猜测能够成立，他在《访书琐忆》中直言：“真的把题跋、目录作为广告手段的是缪荃孙。”这句话指名道姓地点出恰恰是汇编黄跋的缪荃孙做过这样的事，对于其具体做法，黄裳在文中说：“缪荃孙的办法是刻书目，每当他聚积到一批书以后就急急地刻《艺风堂藏书目》，在每种书后面附加的版本说明，就大有广告气味，夸张的语句是经常出现的。从许多实物看，这种说明常常有错误；但并不是缪荃孙的鉴别力特别低下，只是他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些书说成不可多得的宝贝而已。他的藏书目录一刻再刻，以至三续，这就给书坊开了先例，纷纷印发书目，变木刻为石印，出版更为迅速，成为不折不扣的广告了。”
晚清民国间，有些旧书店开始印刷售书目录，而后寄给潜在的买家。黄裳认为，开此先河的人物是缪荃孙。这种说法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但古旧书业原本就是一门生意，既然是商业行为，做广告不但不是错，反而是一种正常的营销手段。到如今，广告公司遍地，然绝无人指责做广告是不光彩的一件事。虽然中国一向有重文轻商的传统，但古人做广告似乎也并未受到社会的非议。而缪荃孙的这种行为受到非议的原因，依我的看法，并不是因为他给自己的书做广告，而是他在遮掩，这种不坦荡让人颇感不快。
在一般人眼中，古旧书业乃属暴利行业，正是因为这个缘由，使得很多爱书人对书商有不满之词。但陈乃乾在《上海书林梦忆录》中则说：“或谓业旧书者以贱值收进而昂价出售，一转手间，获利十倍，远非他业所可企及；但事实则不然。”为什么给出这样的论断呢？陈乃乾在文中解释道：“惟旧书业之进货，必从向有藏书之旧家；此种旧家，虽因中落或他故而售及藏书，而旧家之气焰依然仍在，故其态度常在可卖与不卖、似卖与非卖之间，若不运用手腕，便无成交之望；且旧家不常有，非若工厂之日夜造货也。此旧书业进货之难，不同于他业也。”
新书行业与旧书行业迥然不同，因为新书可以按市场需求来定产量，如果某书畅销则可以大印特印，但古旧书行业则不同，即使社会上对某一类书需求大增，旧书商却无法收到大量同类之书来迎合市场，这正是古旧书业的特殊性所在。在资讯不发达的时代，某位学者需要某一类书，只能靠书商代为搜集。虽然说这种做法会让古旧书商赚取一定的利润，但如果没有这些书商的存在，单凭学者本人，可能要花费成倍的气力都难以搜集到那么多相应的资料。从这个角度而言，某些学者在学术上的研究成果也有古旧书商作出的贡献。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书籍产生之后也就有了书业的经营，而这种经营就产生了书商。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些书在使用之后又进行了二次流通，因此又出现了旧书商。旧书商的存在则使得一部书籍能够被更多的读者传阅，因此说旧书商也是文化的传播者，而旧书店则是旧书商的经营场所。
对于书店的称呼，郭子升在《琉璃厂的古旧书店》一文中称：“书店古称‘书肆’、‘书坊’、‘书铺’、‘经籍铺’等。叫‘书店’、‘书局’、‘书馆’是以后的事。”从这些称呼可知，在历史长河中，旧书店虽有名称上的变化，但却能延续至今。虽然历史上有不少著名的旧书店，但能长盛不衰者却极其少。朱联保在《解放前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象记》一文中说：“扫叶山房，是旧中国历史*长的一家书店，有四百多年历史，创于明朝万历年间。”
一家书店能够经营四百多年，真可谓是奇迹，可惜这家书店在民国年间歇业了。余生也晚，我不仅没能赶上扫叶山房，甚至琉璃厂在民国年间的辉煌时期也未能目睹。
上世纪五十年代，经过公私合营运动，北京的一百多家旧书店均合并进了中国书店中。在十年浩劫时期，中国书店跟其他城市的古旧书店一样业务全部停顿。周岩在《北京市中国书店建店五十年记》中写道：“1966年6月—1976年12月。‘文化大革命’使北京古旧书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书店曾被诬陷为‘三家村’黑店，琉璃厂、隆福寺多处古旧书刊收售门市部被迫关门，收售业务全部停顿。企业大量亏损，职工人心涣散，等着‘斗、批、散’。1966年至1971年共亏损一百四十一万元，等于中国书店‘文革’前十三年全部上缴利润的总和。”直到“文革”后期，才有了有限的开放，古旧书的出售根据内容分为了六类，而每一类对应不同的购买群体。
改革开放后，中国古旧书业再次迎来了春天，在“文革”中抄家时被抄走的书大多数得以返还，而这些书因为各种原因又再次流入了市场。根据相应的政策，各地渐渐出现了一些旧书摊，若干年后，这些旧书摊有的变成了古旧书店。从1956年合营时消失的私人旧书店又再次出现在了大街小巷之中。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再次兴起的私人古旧书店，如其他行业一般有起有落，这样的起落除了受正常的商业规律影响外，同时与网络的冲击有关。有不少的人喜欢网上购物，而不愿意再到旧书店去费力淘书。此外，阅读习惯的改变，使得一些年轻人喜欢电子阅读，这也对纸本书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
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的爱书人士喜欢看得到摸得着的纸本，而对有着历史痕迹的古旧书则更多深情的偏爱。以我的感觉，这样的偏爱并非仅仅出于怀旧心结，更多是因为纸本书尤其是古旧书能给爱书人心理上的愉悦。尽管网上购书带来了一些便利，但到实体店翻阅那些纸本所伴随的意外之喜，这是网络购书所不能给予的，想来这也正是旧书店存在的必要性。
有人把古旧书行业视为夕阳产业，我不想展开这样的讨论，毕竟社会处在巨变期，科技的加速度发展，使得很多历史经验不再值得借鉴。因此我也不知道旧书业的未来究竟在哪里，但我觉得人们对快乐的追求决不会改变，而古旧书店的存在乃是爱书人*主要的快乐源泉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论，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爱书人的存在，那就应当有古旧书店的一席之地。
近些年来，我陆续访问了一些既有特色又有影响力的古旧书店，而后我将所见所感写成了一篇篇的小文。如今，将这些文章汇为这本书。当然，我去过的旧书店毕竟是现实存在中的少数，因此我不能说这些旧书店代表了整个中国古旧书店业的整体状况，然而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书店却足膺窥一斑而知全豹一说，它们至少代表了当下古旧书业的喜怒哀乐。而我的古旧书店之旅也并不会因本书的结集而止步，我还会继续地走下去，去探访更多有特色的私人书店，想以此来记录下社会转变时期的私人古旧书业实况。

韦力序于芷兰斋
2018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