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君主制的创立-罗马史-第五卷

**章马尔库斯.雷必达与昆图斯.塞多留 反对派法学家对改革平民党持友好态度 苏拉逝于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当时他恢复的寡头政府完全掌控着整个罗马国家。但这个政府是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仍需诉诸武力才能在无数潜在或公开的敌人面前捍卫自己的地位。对抗它的并不是某个有明确目标并隶属于公认首领之下的单纯党派，而是成分极为庞杂的一群人。他们被通称为平民党，但实际上他们却以各不相同的立场和大相径庭的目的，来反对苏拉的共和组织。这其中包括拟订法律的法学家，他们既不参政，也丝毫不了解政治，但对苏拉独断专行地处置公民的生命及财产的行为感到深恶痛绝。即使苏拉在世时，所有的反对派都噤若寒蝉，这些严肃的法学家就已经揭竿而起，反对摄政。例如，剥夺了各意大利公社罗马公民权的科尔涅利乌斯法，在司法裁决中全部被视为无效。同样地，若一位公民在革命期间成为战俘而后被卖作奴隶，法庭也认为他并未丧失公民权。旧时元老院中的少数自由派仍有存在者，他们以前致力于与改革派和意大利人达成妥协，现在则秉承同样的精神对平民党作出让步，以改良苏拉那种强硬的寡头体制。更有甚者，在所谓的平民党中，那些真诚笃信而心胸狭窄的激进分子，他们曾为了如今的党纲口号而牺牲自己的财产甚至生命，在胜利之后，却悲痛地发现他们所奋斗以求的并不是事实，而是一句空话。他们的特殊目的是恢复保民官的权力。苏拉虽然没有废除他们的权力，但剥夺了其*重要的特权。由于这种制度没有显著的实际用途，且事实上只是一个虚幻的幽灵，因此保民官的权力对于民众更能发挥神秘的魔力——一千余年后，仅仅是保民官这一名目就能使罗马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为重要的是，一些人数众多且位高权重的阶级对苏拉的复辟感到不满，他们的政治利益或个人利益遭到了直接损害。其中部分生活在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富庶区的人民属于反对派，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于罗马纪元665年（即公元前89年）授予的拉丁权只是所有罗马公民权的一部分，这样做容易引起骚乱。属于此类的还有自由民，他们人数众多，资产雄厚，且聚居于首都，因此尤为可畏。复辟之后，他们重新回到之前无实际作用的表决权地位，对此他们感到无法忍受。许多大资本家也处于相同的地位，他们谨慎小心，保持缄默，但仍似往常一样怀有满腔的怨恨，掌握着坚不可摧的势力。首都的民众意识到只有白送粮食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也感到不满。受到苏拉没收财产之害的公民更加义愤填膺——他们如庞培人一样，财产被苏拉的殖民者所剥削，并与后者同处一座城墙之内，双方陷入了无休止的纷争之中。抑或如阿雷提纳人（Arretines）和沃拉帖雷人（Volaterrans），虽实际保有其领土的所有权，但头顶似乎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被罗马人没收土地的危险。尤其如在伊特鲁里亚，留守故地的人沦为乞丐，逃入森林的人沦为盗贼。*终，那些平民党首领有的因复辟而丧命，有的流浪于毛里塔尼亚海岸，或旅居于米特拉达特斯的宫廷和军队中，饱受流亡异乡之苦，他们所有的亲属和自由民都开始躁动不安。由于紧密的家族联系主宰着当时的政治见解，因此那些留在国内的人为了维护脸面， 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一位名叫斯达伯.埃罗（Staberius Eros）的新自由民，他是个有名的文学教师，他允许罪人的孩子免费上课。就必须设法使流亡在外的亲属获得回归国土的特权。如果亲属不幸客死他乡，他们至少也须尽力将那沾在其遗属及子孙身上的污点抹去，并将祖传的产业归还给其子孙。尤其是罪人的子女已被摄政者贬为法律上的贱民，他们实质上是受到法律的召唤，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现有的秩序。 破产之徒 反对派除以上各部外，还加上了全体的破产之徒。这些乌合之众不分贵贱，将其全部资产通通挥霍于或高雅或庸俗的酒色之中。其中有高官贵族，他们除债务外无以见其高贵；有苏拉的士兵，他们虽能依据摄政者颁布的法令成为地主，却无法成为农民，当挥霍掉罪人的**批遗产后，他们还渴望得到第二批——这些人只顾等待那召集其共同反抗现有秩序的旗帜展开，至于旗帜上还写着什么，他们却毫不关心。基于相同的需要，所有雄心勃勃并寻求民之所向的才智之士都依附于反对派。不仅有那些被严格封闭的贵族圈拒之门外、或至少没有快速升迁机会的人，他们因此试图冲入那座阵营，凭借人民的支持打破独断专行且注重资历的法律，还有更为可畏的人，他们野心勃勃，其志向远不止于在同僚制的阴谋诡计中来决定世界的命运。唯一免于被苏拉封闭的合法反抗场所只有法学家的讲坛，尤其在这讲坛上，即使在摄政者在世时，这些壮志满怀的人就开始以正式法学和灵巧的雄辩术为武器，对复辟进行猛烈抨击。例如，出色的演说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他是地主阿尔皮努姆之子，出生于罗马纪元648年（即公元前106年）1月3日，凭借谨慎而又大胆的反对独裁行动骤然成名。如果反抗者想要的只不过是凭借自己的手段获得宝座，然后心满意足地稳坐其上，那这样的努力便无足轻重。毫无疑问，若此宝座无法满足一个深得民心的人，而且在盖乌斯.格拉古已经后继有人的前提下，一场生死较量便不可避免。但至少在当时，还没有一个人有如此崇高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