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荫楠/当代岭南文化名家

丁荫楠电影：激荡百年潮，影像为史记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周恩来诞辰120年特别策划 世界电影史上，电影甫一出现，便承载着记录历史，为历史人物作传的功能。从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到奥利弗·斯通的《尼克松》，恢弘的国家史诗电影，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电影不断地铸就着经典影片的传奇。世界各国的经典之作中，人们记得住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大卫·里恩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理查德·阿腾伯勒的《甘地传》、帕索里尼的《马太福音》、筱田正浩的《佐尔格》等一大串电影。 在中国，以大的时间跨度记录国家的历史，并将镜头聚焦于历史人物的导演及作品并不多见。艺术创作生命*为持久的第四代导演丁荫楠当属此类诗化传记片的代表人物。迄今为止丁荫楠拍摄的人物传记片有《孙中山》《周恩来》《相伴永远》《邓小平》《鲁迅》《启功》等六部。这位中国导演创立的，融汇了传统京剧的象征手法以及传记体风格的人物传记片，在时间上涵盖了百年激荡的中国历史，以其诗化的电影结构和对中国伟大人物渗入灵魂的描写，为世界影坛中的中国传记电影留下浓厚的一笔，成为大时代中留住“人民的记忆”的重要的影像文本。 *近，导演丁荫楠、丁震父子及学者、戏剧电影研究者靳飞、高远东、王众一等人以座谈及问答的形式，围绕着人物传记片主线，回顾、梳理了丁氏诗化电影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讨论了丁氏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的意义。 个人成长与早年的《逆光》 王众一：记得靳飞点出过丁荫楠电影与京剧象征手法之间关系。这一点意味深长，我十分赞同。从电影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电影的发生与发展本来就与京剧密不可分。电影、电影，就是“电光影戏”嘛。只是对于电影人，这样的文化自觉未必普遍都有。请问丁荫楠导演自己的经历和戏剧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丁荫楠：我本人的成长经历中确实和京剧有很深的缘分。年轻时从天津来到北京工作，酷爱表演。那时候在北京看京剧很容易。李少春的《满江红》《野猪林》，盖叫天的《恶虎村》《武松打店》都是来到北京以后看的。回想起来，当年看过许多大师级的表演，像唱花旦的荀慧生的告别演出，在吉祥戏院演的《红娘》。我一到北京，各种戏剧的眼界都打开了，在后来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之前，根本就没看什么电影。 王众一：这个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您后来的电影观念？您说您从天津来北京，工作后又考上电影学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丁荫楠：我是在天津长大的，幼年时期家族没落，没好好上学，总喜欢幻想。小时候哥哥总带着我看戏、看电影。母亲是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和邓颖超是同学，有很多维新的想法。出于孟母择邻的思想，她很希望我离开天津贫民生活的环境。我有个表姐在北京医学院当教授，她介绍我来医院做技术员。1956年的北京，人艺、青艺，各种戏剧都向公众开放，那时差不多天天看沪剧、川剧，还有歌剧和芭蕾舞剧，甚至还看过清水正夫带来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舞剧。这一切让我大开眼界。参加工人业余话剧团以后，开始接触金山、白玲、吴雪等人，接受他们的指导。从此对舞台的迷恋一发而不可收。1961年我同时接到总政话剧团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一位前辈的点拨令我顿悟，“电影不也是戏吗？它可比戏剧还有戏呢！”这使我下决心跳出舞台，在电影天地里延续我的戏剧理想。于是我就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 王众一：“文革”之前进电影学院，这是你们第四代导演的一个共同特点吧？1961年进了电影学院，您受到*多的影响是来自哪里？ 丁荫楠：正是这样。当时进到电影学院之后，苏联电影的三位大师：杜甫仁科、普多夫金、爱森斯坦的作品看得*多。其中不论是理论还是作品，给我影响*深的是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从风格上讲影响*大的是杜甫仁科的诗化电影。他的作品可以说是真正的诗化电影的滥觞。这段时间学到的东西终身受用。探索如何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导演个性化的表达，成为我不断挑战新作品的动力。 靳飞：戏曲、戏剧与苏联诗化电影的熏陶为后来丁荫楠导演挑战中国的历史人物传记电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王众一：您早年的前卫性探索影片《逆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正是这部作品让您初露锋芒。这个题材的选择和您的个人经历有关吗？ 丁荫楠：《逆光》写的是上海棚户区的青年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人奋进、有人沉沦的平民爱情悲欢故事。其实那就是我自己经历、体验过的事儿，我是个棚户区长大的孩子，很自然地就关注了怎么在棚户区奋斗，怎么改变命运。 王众一：《逆光》这部作品完成于1982年，当时的电影观念还都比较循规蹈矩，而您已经在摄影及剪接方面有了很多新的尝试，露出了不安分的冲动。片中造船厂滚滚人流的镜头呈现出来的节奏感，看得出您借助蒙太奇理论制造诗化气氛的意图。您是第四代导演，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否有一些国内外电影的观摩对您产生过新的刺激呢？ 丁荫楠：是的，那个时候可以接触到很多以前无法想象的电影，比如《教父》《甘地传》《莫扎特》《武训传》《现代启示录》《影子武士》《罗生门》，这些都给了我很大启发，特别是对后来拍摄人物传记片影响甚大。 高远东：那个时候正是第四代导演群星璀璨的时候，丁荫楠的《逆光》、杨延晋的《小街》、张暖忻的《沙鸥》、黄建中的《如意》是80年代初期引领潮流的电影。现在很多年轻人对那段时间的中国电影了解很少。 丁荫楠：现在《逆光》出来以后很多人就说，这个片子怎么不放啊？他们不知道这是我30年前拍的片子。好多年轻人看了这个片子以后觉得很奇怪。《逆光》在1982年曾送到西德和日本展映。在日本放映的时候，年轻观众一看我是《逆光》的导演就拥抱我。影评家佐藤忠男看过之后很兴奋，在他的影评中说，“这是一个有野心的导演”。 靳飞：第四代导演和后来的第五代相比，*为吃亏的就是，他们做了很多非常前卫的尝试，只不过后来被遮盖住了，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如果那个时候送展国际电影节渠道畅通，这种反应底层草根市井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早在贾樟柯之前就会赢得国际声誉。 王众一：的确，这部电影今天看来都不过时，诗化电影的韵味与节奏今天看来也是很个性化的风格。还有就是纪录片风格的镜头印象深刻，留住了很多当年的社会信息：比如上海展览馆的日本时装展、大光明电影院门前日本电影《人证》的海报等。甚至可以发现当时的电影美学受到来自日本的影响：比如片尾打出的字幕不是“剧终”，而是像日本电影那样在银幕的右下角打出一个反白的“终”。（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