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儒学(第14辑)

“修道之谓教”：儒学生命教育论纲 ——兼论华人生命教育的人文视域 何仁富作者简介：何仁富，浙江传媒学院社科部教授，浙江传媒学院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所长。 【摘要】两岸具有共同的生命血脉和文化传统，反思两岸生命教育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动等方面的异同，发现两岸生命教育开展中的优势与不足，探寻基于中华文化传统和现代多元文化视野的华人生命教育，是两岸生命教育发展到今天必须提上日程的任务。两岸的生命教育似乎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失却了“华人之为华人”或者说“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人文（文化）视域。华人生命教育作为“本土化”的生命教育，应该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儒学更应该成为华人生命教育的人文底色。《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儒学在哲学层面上对生命和教育及其内在关系的形而上学建构；《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儒学生命教育的纲领或者核心理念；《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展现了儒学生命教育的实践路径；而孔子、孟子关于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的人格设计，则呈现了儒学生命教育的理想目标和大人境界。总之，儒学生命教育是由“性”而“道”十字撑开的，彰显人性的亮度、人生的长度、人格的高度、人伦的宽度、人文的厚度、人道的广度的全人生命教育。 【关键词】儒学；生命教育；天命；率性；修道 一、前言：华人生命教育的时代使命 从1997年台湾地区开始正式公开有组织地推动生命教育，华人社会的生命教育至今已经二十年。大陆地区的生命教育推动，很难以一个全局性的标志性事件作为起始点，但是，比较公开地讨论、推进生命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也已经十多年。在各自推展生命教育的过程中，两岸生命教育尽管也有交流、沟通，但更多的似乎是大陆生命教育同仁对台湾生命教育在理念、培训、实践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的借鉴；相对来说，对于两岸生命教育的比较研究和反思，还非常缺乏。因此，在台湾准备反思和总结生命教育二十年经验的大背景下，在大陆生命教育正处于力图建构自己的理念、路径、策略的现实境遇下，我们以“华人生命教育”的大视野，对两岸生命教育做一些比较、反思的研究，进而为华人生命教育探寻合适理念、核心价值、切实内容、实践路径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两岸学者对于海峡两岸的生命教育已经有一些反思性的研究。孙传宏、杨海燕(2005)孙传宏、杨海燕：《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生死教育现状的比较》，《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5年第6期。*早比较了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生死教育的现状，认为台湾地区的生死教育发展力度相对大一些。台湾学者钮则诚（2006）钮则诚：《从台湾生命教育到华人生命教育》，《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提出从“台湾生命教育”到“华人生命教育”的概念，有意开创一套适用于华人社会的生命教育理念与学问,主张华人生命教育属于全民素质教育,希望让社会大众回归本土民族文化的现世主义人生智慧,真正体现儒家的人文精神与道家的自然境界。杨立雄（2010）杨立雄：《“三生教育”与台湾生命教育的比较和思考》，《课程教材教学研究》，2010年第11期。通过比较云南省开展的“三生教育”与台湾的生命教育，强调需要改变教育思维，从过于强调人是教育的对象转向教育为发展、充实、完善人的生命服务。王健（2013）王健：《高校生命教育课程建设的台湾经验与借鉴》，《中国大学教学》，2013年第2期。认为，大陆高校生命教育课程研究与实践，可以借鉴台湾经验，通过定位生命教育课程性质、培育生命教育师资、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浓郁生命化的校园氛围和重视家庭介入与社会参与，加以有效实施。徐岚等（2013）徐岚、宋宸仪：《追问生命的意义——台湾生命教育发展之经验与启示》，《教育发展研究》，2013年第12期。认为，台湾推行生命教育的模式是政府制定政策、学校推动实施和民间团体从旁推动，三方协同作用；大陆地区的生命教育基本上是各地政府各自出台支持政策，学校孤军奋战，专业师资力量匮乏。 不过，总的说来，台湾的生命教育尽管有非常扎实的理论研究和丰富的实践推进经验，但相对而言，台湾学者对台湾生命教育的自我反省、自觉总结的研究并不多，对两岸生命教育的比较研究则更少。大陆学者对台湾生命教育的研究，主要侧重在介绍台湾生命教育的推行策略、中小学生命教育的课程内容、台湾学者对生命教育的基本界定等方面，几乎还没有对台湾生命教育的理论框架、课程设计、推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做较为深入的反思研究。大陆学者对大陆生命教育的反思研究也主要还停留在脉络梳理和查找问题的初级阶段。关于海峡两岸生命教育的比较研究都是比较初步的，更多的是看到了大陆生命教育相较于台湾生命教育而言，在政府推动、课程设计、师资培训等方面的不足和可资借鉴的地方。 两岸生命教育的开展有先后，有侧重，有诸多的不同；但是也有不少相同或者相似的地方，比如说社会转型带来的生命困顿，比如说大致相同的文化背景，比如说对家庭人伦与社会关系的重视，比如说青少年成长中自杀自伤等严重生命事件带来的教育困扰，等等。因此，即使从初步的反思与比较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华人社会的生命教育研究与实践，确实有一些值得我们恳认的共同趋向，比如，生命教育本身的现实迫切性和理论上的必然性；比如，基于中华文化的生命教育本土化的理念；比如，在实践上生命教育必须要有行政支持、师资培训等的策略。两岸具有共同的生命血脉和文化传统，而生命教育又关乎人的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的健康和谐，以及人的生、长、老、病、死的生命安顿，因此，如何通过系统的比较研究，反思两岸生命教育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动等方面的异同，发现两岸生命教育开展中的优势与不足，探寻基于中华文化传统和现代多元文化视野的华人生命教育，是两岸生命教育发展到今天必须提上日程的任务。 二、人文与人生：华人生命教育的人文视域 “生命教育”似乎是一个关乎个人生命成长的“人生”话题，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上似乎也可以一般地、抽象地就“人生”谈人生，就“生命”谈生命。但是，任何生命个体都不是抽象孤立的“原子”存在，不只是作为“生命”、作为“人”而存在的个体生命，而总是同时作为某个群体的人、某种文化的人、某个团队的人甚至“某种”人而真实存在着的。因此，“生命”问题或者说“人生”问题，总是关乎“人文”问题或者说“文化”问题的。由此，生命教育也就不可能、不应该只是“关于”“生命”的教育，而必须是在与“（个体）生命”有关的多个领域共同展开以成就（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教育。 华人生命教育，是华人社会开展的、针对或者说面向华人社会的生命个体的生命教育。“华人”或者说“华人社会”，天然地为“华人生命教育”指涉出其“人文”或者说“文化”的视域。这个视域至少包括：（1）作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个体”与“人文”的关系；（2）作为一位文化意义上的“华人”或者说“中国人”，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深层关系；（3）作为一位生活于“现代世界”的“中国人”或者说“华人”，在中华文化遭遇西方文化挑战而形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与变动中的现代世界文化及中西文化的遭遇与转型的动态关系。 换言之，华人生命教育实际上不得不面临三个层次的人文视域或者说人文与人生的交涉纠葛：作为一个华人社会的生命个体，我如何（1）做一个人，（2）做一个中国人或者说华人，（3）做一个现代世界的中国人或华人。而这三个问题的内在逻辑是：要解决和回答“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如何成为一个“现代世界的中国人”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和回答中国人何以亦即如何是一个“中国人”的问题；进一步，要回答中国人是“中国人”的问题，根本上必须了解和充分理解一个人如何可能和应当是一个“人”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说，回答了“人”的问题，就等于回答了“中国人”的问题以及“现代世界的中国人”的问题，还必须回到“中国”“现代世界的中国”去回答对应的问题。由此，从这样一个人文视域来反思和审视当下华人社会的生命教育，我们发现，两岸的生命教育似乎有一个共同的趋向：那就是有让生命教育中“人”的话题（抽象的个体生命）遮蔽“中国人”及“现代世界的中国人”的话题的趋向。换言之，“华人生命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失却了“华人之为华人”或者说“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人文（文化）视域。 因此，在华人生命教育发展到如今的反思与比较阶段，让我们重温现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在中华文化“花果飘零”的时代力图“灵根自植”而对我们的提醒，是具有独特警示意义的。唐先生在1954年2月1日为《人文精神之重建》一书写的序言中说道：“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亦当是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我认为不仅人当自信是人，即上帝亦不能不望人真是一人。不仅中国人当自信是中国人，西洋人真爱中国者，亦不能不望中国人像一中国人。不仅生于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当自求成一现代世界之中国人，即中国古人亦必然望我们今日之中国人真成为今日之中国人”。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自序》，《唐君毅全集》卷10，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唐先生在一部自己讨论中西人文精神尤其是中华文化与中国人文精神重建的书中，所要根本强调的是：文化问题不只是文化问题，根本上是人的问题，文化问题的答案是在人的问题的答案之中；相应的，人的问题也不只是人的问题，根本上是文化的问题，人的问题的答案是在文化的问题的答案之中。这样，对人文（文化）问题的关注和对人生（生命）问题的关切，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同样重要的两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