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字文化大系经:唐代的经学与文论

《经：唐代的“经”学与“文”论》：　　“经”从“经营”到“经籍”，也是一种蜕变与新生。从思想的文本化到文本的政教化，“经”义之发展是一脉相承并有迹可循的。如前文所言，周代君王出于现实统治的需要，亟需将“经营”之思维演化为“经营”之行为，因而“经”之义在继“经营”之后，衍生出“法”、“常”、“道”和“经籍”等多层含义。圣人欲将“道”化为文本即“经”，同时，圣人又借文本之“经”传授“道”，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似二实一的，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即为此义。实际上，“道”之推演发展，又怎能不借助圣人和书籍呢？而反过来，圣人之书籍若非载道，又何以存之何以传之？更进一步，若经籍无道，圣人不宣，经籍又怎能被尊为经典？这里的“道”，正好可以被看作是周代的“经营”之旨。周之“经营”天道，乃是为自身政权的合理性做各种必要的铺垫。“肇雍经德”四字，包蕴着儒者“以德为本”，“以德治国”的浩气与崇高，无怪后世儒者欲尊周孔而谏帝王以德。　　经营自身之德的*终目的是为了经营国家之业。此“经营”并非老子“如烹小鲜”之慎微态，而是带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大气魄。用更简明的四个字表述便是“通经致用”。周取代殷，所用的口号乃是天命在周。后儒莫不效仿。每一个改朝换代的时期，儒士都从周之“经营”那里捧得“致用”的法宝，或救倾颓大厦于危急，或立新基于旧邦，如汉武之立“五经”，王荆公之“熙宁新政”，康有为之“戊戌变法”等莫不如是，这些思想的源头其实就是经之本义——“经营”。　　顺着这一思路，我们要进一步辨析的是，由“经”之“经营”义而生发出“经籍”义是必然之理，也说明“经营”之义确先于“经籍”之义而生。也正从这个角度看，“经营”之义，实际上占据着统摄或支配“经”义发展的重要地位。从经学史乃至儒学史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经”之“经营”义正是经学乃至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词义之本源？因此可以说，“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通经致用’一直是作为一种中心观念和核心价值被加以标榜和提倡的。”①　　“经”之本义乃是“经营”，肇雍经德，乃西周立国之本。周如此，汉亦然。汉儒有“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但无论如何，汉儒之尊崇周公与孔子，汉代统治者之选择儒家，有汉一代的尊经行为对后世尊经之影响等，均与“经”之本义“经营”有着关联。可以说，“经”义的演变，与周至汉的政治演变及历史走向是紧密集合、是互通互用的。自汉后，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学术和思想的路向，无一不与“经营”有着直接的关联。“经营”之义作为“经”的道之本，与从中衍生出的“经籍”、“经典”、“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上面分析了“经”之本义乃是“经营”，我们也谈到“经”之“经营”*先乃携一股帝王之气而成。究其成因则是因为“经”实际乃具统摄天人之本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肇雍经德”四字简单明了地将华夏民族上古时期统治阶级之政治特性毫不保留地表述了出来。肇者，引发也；经者，营构也。雍，是为高贵，德为仁德。这种一开始就十分成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表露，标明当时统治阶级的认知已经到了一定境界。能够将政治付诸于德行，能够高贵而不失德行，这大致是自夏氏以来，商周不断传承的一种政治品格。只是到了周孔时代，这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政治意识达到了空前的成熟与稳固。因而说周公定礼制乐实在不失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