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籍出版史研究

（一）帝制及其书籍出版　　帝制对于书籍出版具有至高的权力决定作用。主要体现为皇帝以“诏命”乃至规划、策划、主持、组织、督促、检查的方式实际领导的书籍编辑与书籍出版方式。这种方式往往也由“监修”的方式呈现，即皇帝委任大臣担纲实际主编。这类书籍，选题及选题构思往往由皇帝亲自提出。宋代帝制领导出版的成就是辉煌的，树立了此后中国古代社会帝制领导出版的典范。出版的书籍种类主要有：儒经、正史、法律、医书、本朝实录以及其他书籍。　　皇帝实际上是宋朝*大的书籍出版者（或日出版家）。不仅是宋朝书籍出版的战略规划者、重大书籍选题项目制定者，而且是宋朝至高的书籍出版管理者与统治者。皇帝还亲自撰著文集，具体参与到书籍出版的每一个主要生产环节。例如宋朝“四大类书”，其策划者、领导者、*高主编都是皇帝本人。宋太宗一人即策划并主编了其中的3部，即《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宋真宗则子承父志，领导编撰了《册府元龟》。　　太宗本人的著作（作品）及其出版、宣赐情况，史书记载：“御制御书《逍遥咏》十一卷，《缘识》五卷，《秘阁诠》三十卷，《秘藏诠禅枢要》三卷，《莲花心经回文偈颂》三十卷，《心轮图》一轴，《注金刚经宣演》一部，已上并印本随《大藏经》颁行。副本百三十三部，总千九百四十四卷，并印本文集中录出歌诗、文赋，别行三百七十六卷，并印本刻石杂书三百四十七轴，刻石杂书簇子七百五十三轴，已上赐天下名山寺观并中外臣僚及兖州至圣文宣王庙。”太宗是著名书法家，也是高产作家。他的作品主要通过石刻出版与雕版出版两种出版方式得以出版。虽然不能精确统计其雕版作品的数字，但是由这段记载完全可以断定太宗大量作品已经雕版出版。①　　出版学认为，编辑是整个出版中的核心环节，是书籍内容与信息生产的核心。宋代出版之书籍，必定经过了编辑工作此一核心环节。但是，经过编辑工作的书籍并不一定全部得以出版。有明确出版记载的书籍自不待言，然而经过必要的编辑工作却没有明确出版记载的书籍也未必事实上就没有正式出版。书籍出版本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体现了书籍出版完整的出版生态。基于这一出版生态理念，下面以宋初三帝的书籍编撰及出版行为作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出版生态考察，而不将编辑与出版各自单另考察，以窥知宋朝初期中央专制主义权力直接从事书籍出版的出版生态。　　建隆二年（961年）正月，监修国史王溥等上《唐会要》一百卷。太祖“诏藏史馆，赐物有差。”①　　乾德元年（963年）七月，监修国史王溥又上新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会要》三十卷。　　七月，“己卯，判大理寺事窦仪等上《重定刑统》三十卷，《编敕》四卷，诏刊板模印颁天下。”②这部书是太祖命令窦仪、苏晓正、奚屿丞、张希逊、陈光义、冯叔向等共同编撰的。　　乾德二年（964年）二月，翰林学士窦仪等上《新定四时参选条件》一书，指出：“诸州印发春季选人文解，自千里至五千里外，分定日限为五等，各发离本处，及京百司文解，并以正月十五日前到省，余季准此。”③从这条史料可知，《新定四时参选条件》必然刊行。这部行政规定类书籍及诸州印发的“文解”表明，雕印出版已经普遍应用于宋代的行政管理之中。雕印出版对于宋朝行政管理的程式化、系统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年（967年）三月，“朝廷自削平川、峡，即颁《刑统》、《编敕》于管内诸州，其载建隆三年三月丁卯诏书及结状条样。”④　　开宝六年（973年）四月，翰林学士卢多逊等呈上所编《开宝通礼》二百卷，《义纂》一百卷，并附有司施行。“诏改乡贡《开元礼》为乡贡《通礼》，本科并以新书试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