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

　　中国与一战：世界史上被遗忘的一章　　**次世界大战是如何激发中国人对国际事务产生兴趣，并引起国人对自身与世界进行重新反思的呢?本书旨在分析**次世界大战对中 国而言如何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如何成为一个影响中国人世 界观的转折点并影响到它以后的道路。虽然**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一 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但是它出乎意料的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如此重要，那么历史研 究者为何迄今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为何对中国与**次世界大战关系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尚付阙如呢? 无论哪种语言文字的著作，都没有 从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参与国际事务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参战问题，这是为什么?历史学者普遍冷落中国与**次世界大战关系的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学术界有关一战的研究却是汗牛充栋，并且公认一战是世界史上重大事件之一。　　许多年来，**次世界大战一直都在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看起来，历史学者已经挖空心思从每一个角度对**次世界大战进行研究，已往的研究著作既有高屋建瓴的论述，也有微观层面的个案考察。其中，在广义的议题上，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为数不少的优秀著作，比如关于**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社会影响的研究，以及有关一战期间欧洲的跨代问题研究。如同亨利.梅（Henry May）所言，**次世界大战象征着美国“天真无知时代的终结”，近来还有学者认为，**次世界大战也意味着西班牙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学术界对**次世界大战的兴趣依然方兴未艾。　　虽然有关**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但令人吃惊的是， 中国与**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几乎无人涉猎或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比 如著名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在他的《**次世界 大战新论》（ The First World War）中就完全忽略了中国在**次世界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 再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次世界大战之悲怆》（ The Pity of War）也没有提及中国，即使论述中国参与**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其实会有助于弗氏著作的说服力。难怪柯伟林（William C.Kirby）指出:“人们可以阅览到有关**次世界大战的大量历史书籍，而不知道中国曾经参战的历史事实。”　　我们有理由质疑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鸿沟。为什么至今还找不到足以与罗伯特。沃尔（Robert Wohl）的开创性著作《1914年的一代》（ Generation of 1914）相媲美的有关中国民众对**次世界大战的反应 的研究?像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的《**次世界大战与美国社会》解析一战对美国社会影响的精辟论述一样系统性分析一战对中 国社会的影响的研究何时才能问世?类似弗雷德里克.迪金森（Frederick Dickinson）对**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的研究如今何在?　　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尚留许多重要问题没有解决。这一时期果真 像外界一般认为那样，只是一个政治混乱的军阀时期，中国在外交上的被动使她被其他大国欺负?**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中国对**次世界大战有没有贡献?中国人参与国际事务的兴趣有多大程度是被一战引发的?*后，参战经历是怎样塑造了中国的国家认同，并促进中国的国际化? 所有这些问题还需要通过对中国参加**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予以仔细地探讨。　　固然，早期的中华民国国力虚弱而且内政混乱，中国在国际体系里 一直被边缘化，而且国内政治结构不稳定。但上述事实并不能佐证老生 常谈的观点，认为中国无能力进行有效的外交，缺乏意愿改变其地位。这种假设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当强国普遍依靠非外交的方式时，弱国会 特别注重外交，因为这也许是促进或保护其国家利益的唯一手段。有时辉煌的外交成就恰恰是因为国力的软弱而非国家的强大。在拿破仑失败后，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时代的法国就是一个杰出的事例。得力于塔列朗出色的外交谈判使这个战败未久的法国不仅确保了领土的完整，更得以跻身世界强国行列。　　另一传统观点还认为，中国与这场实际上是欧战的战争事实上没有 什么关系，这种说法也不恰当。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并被德国 和英国等欧洲诸国分割成许多利益范围，无论如何注定是要被拖入战争的。因此，中国主动参战是更为有利。中国趁**次世界大战之机抛弃了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并几次主动要求参战。虽然中国一直到1917年8月才成功参战，但是中国借机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是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开始对本国国际地位重新思考的具体体现和反映。**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也许在政治上没有多大作为，但是所取得的外交成就则是卓尔不凡的。*近，柯伟林对此有公允的论述，他说:“以中国当时极弱的国力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成就是非同凡响的。”柯伟林认为，“清朝虽然覆灭，但帝国依然存在。更准确地说，清帝国成了中国民族国家（the Chinese national state）的基础。这也许 是中华民国外交*了不起的功绩”。人们可以认为，是早期的中华民国 为这个整体的外交功绩奠定了基础。在民国初年，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捍卫中国国家主权的重大外交举措，这是值得称道的。**次世界大战是全人类重要的转折阶段，但是，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中国在**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进行的新国际主义外交，我们恐怕难以完全领会柯伟林的观点。　　尽管在**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族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在忍受政 治混乱、经济萧条和社会苦难，但这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激动、希望、期待、乐观和许多新梦想的时期。这一时期好比中国史上的战国时期以及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里的革命年代。各种思想观念、政治理论和国家认同的方略相互激荡，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知识方面的创新，并催生出强大的变革力量。各种新观念、历史学说甚至是对一战事态发展的反应也大量涌现，并充斥于全国的新式印刷媒体中。各种新的政治观念的出现［民族主义替代儒家思想;民族国家替代文化主义（culturalism）］，留学生的回国，新资产阶级的活跃（而非传统士绅和官僚），公共领域和现代印刷媒体的出现，尤其是变化中的国 际体系本身，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的复兴。在中国近代史上，过去从未发生过舆论及社会和思想资源的动员在塑造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方向诸方面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同时又激起国人寻求国家身份认同的重大兴趣。中国人过去从未对国际事务显示出如此浓厚的兴趣，也未曾实行过旨在振兴国家及为加入国际社会的新式外交。遗憾的是，这种充满蓬勃生机的活力及激情在传统的中国与一战关系的研究中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