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记

　　一　　1972年的春天，有两个倒霉蛋呆立在那里。　　一个大约有一米八，另一个也是。一个瘦、白，另一个壮、黑。瘦、白的那个似乎想说话，但一时又找不到话可说；壮、黑的那个好像更沉得住气，根本就不想说话。　　那个春天的天气阴郁愁苦，灰色的云层看起来又腻又黏，像一块脏抹布，散发着洗碗布的霉味儿。地面上一些积雪化了，另一些还堆着。化了的地方一片泥泞，略高处拱出几块干地，看起来就像长了牛皮癣的皮肤，让人恶心。周围的行人稀稀拉拉，衣衫昏暗，面无表情，低着头寻找路面上可以下脚的地方，像几只迟疑的老鼠，时走时跳。　　一切都暗合并增强了愁苦绝望的心境，那个1972年的春天。　　姬书藤和哈皮当时正站在克孜勒苏驻乌鲁木齐办事处的土院子里，等候开往南疆的班车。等车的人不多，散落在院子里，彼此都不认识，谁也不敢先放下警惕。那个早晨的空气里饱含着一种凄凉和无奈，就像一头待宰的牛眼睛里看到的那样。命运一下子把人推到了一个挂满了蝙蝠的未知洞口，只说了一句“去吧，这就是你的前途”。　　他俩站在这个人生的起点上，听天由命，有一种彻底失败后的沉静，谁也找不出可说的话，无话可说了，呆若木鸡地默默站着，仿佛都在思考着什么。其实他俩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有思考，完全是一团乱麻，一片混乱，毫无头绪，失去了思考力和判断力，就像被宣判了死刑的人，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在回荡：“这辈子算完了。”　　姬书藤和哈皮都是少年时随着父母到了新疆的，他是从北京来的，哈皮是从武汉来的。他俩十八九岁考上同一个大学，同班同座同一个宿舍，一起打球、游泳、唱歌、朗诵诗，也曾无忧无虑生活充满阳光。然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虽然赢得一片迷茫，却有幸没有夭折在枪炮声里。之后到了部队农场再教育，熬过了一年囚徒似的苦役，终于苦役结束了，却被分配到南疆——一个比边远更边远、比艰苦更艰苦的地方。　　正是在这个鬼起点上发生的事，全都莫名其妙，不可思议，荒诞无聊却又让人终身难忘，终身难忘却又谁也不愿意提起——因为提起这些破事除了让人沮丧之外毫无意义。　　那天只有一个人前来送行，刘西骑了一辆二六型自行车兴致勃勃地出现在这个土院子里。刘西的爹是个老红军，农垦厅的厅长，人称刘聋子。这个1929年参加革命的刘聋子，是江西永新县的人，那时闹红，一伙子年青人一起出来了，什么姜驼子啦，毛矮子啦，贺圆头啦，一帮子全出来了。谁知道他娘的这一下就走得远喽，跑到南泥湾种地也就算了，竟然跑到新疆来了！“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要命！”刘聋子说，早知道跑到新疆来种地——农垦厅长不是种地的吗？种荒地的——还不如在永新老家种地呢！　　现在刘聋子的儿子刘西来了，他一来就大喊大叫。“这鬼地方怎么连口水也不给人喝啊？你、你去烧壶水去，顺便拿几个杯子来！”他指着屋门口立着的一个女人说。　　那女人冷着脸，一声不吭进了屋，再出来时，没有拎水，带出来一个男人。“谁在这里闹事？”那男人凶道。　　那女人指了一下。　　“你是干什么的？跑到这里来撒野！”　　“没有哇，要口水喝是撒野吗？”　　“你是不是说了‘这鬼地方’？”　　“说了，怎么啦？这就是他妈的鬼地方！连口水都……”　　话还没说完，那男人已经冲过去，一把揪住了刘的领子，紧紧卡住了刘的脖子。那男人看不太出年纪，动作很快，态度很凶，像30多岁人的动作，但是又像50岁人的面貌。　　这下把刘西卡疼了，他先说了两遍“你放开！”，后面又说：“你放不放开？”　　不放，揪得更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