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道风物-贵州-008

集路成省号贵州
撰文／温骏轩、许君达

“云贵高原”并非一个整体
在中国的省级行政区中，贵州在人们的认知上往往与云南捆绑在一起，以“云贵”板块示人。类似的组合在中国有很多，比如江浙、巴蜀、两广、两湖等。并不是任意两个相邻的地区都一定会形成如此亲密的关系，其中必定在地理或人文上有着密切联系才行。将云、贵二字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片二者共同所在的高原，为示公平，这片原本松散的高原被地理学家命名为“云贵高原”。
中国陆地地势可划分为三级阶梯，其中“世界屋脊”般存在的青藏高原，独占了**阶梯；东北、华北以及长江、珠江中下游等平原、丘陵地带，是地势*低的第三阶梯。至于云贵高原，则属于承上启下的第二阶梯。
纵向对比第二阶梯中的其他板块，云贵高原在地缘政治历史上的表现并不突出。与在历史风云中长期活跃的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四川盆地相比，云贵高原曾经长时间都是一片游离于“中央之国”权力中心之外的“化外之地”。在人们的印象中，滇国、夜郎、南诏、大理这些曾经活跃于此的西南王国，无一不披着一层不同于中原王朝气质的神秘面纱。
历史上，基于云贵高原这一独特气质，生活在云贵高原的少数民族，曾被汉人笼统地称为“西南夷”。很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尊称。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反而成了云贵高原*显著的地缘特色。
从地理背景来看，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云南其实可以被看作几个不同地理单元的集合体。从青藏高原延伸而来的横断山区盘踞在滇西，这个接收着印度洋水汽的高山纵谷区地形崎岖到近乎极端，令外人望而生畏，而其内部河谷地带虽然破碎而相互割裂，但从水热条件上看却也是适居之所，一些族群稀稀落落地定居在此，也有一些族群沿着这些河谷的走向而南北迁徙，但都与谷和山之外的世界少有参涉，云南独有的傈僳、独龙、纳西、怒、普米等民族，都世代生活在这里。总的来说，滇西的山系与河谷地带无论从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特征上看，都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地理单元。横断山系从北向南倾斜向下，海拔越来越低、地形越来越开阔平缓。元江源自大理以南，它与澜沧江和怒江的下游共同构成了一个气候温暖、适宜农耕渔猎的扇形河谷地带，不过这个地带的开口朝南，与中南半岛的联系比中国内地要紧密得多。除了滇西和滇南的高山河谷外，云南东部以昆明和曲靖两个城市所在小盆地为核心的高原地势起伏相对没有那么大，与贵州全境所在的自然地理板块连为一体，汉民族在这里耕耘的历史也更久——这里与贵州绝大部分地域所在的高原，才是“云贵高原”的准确所在，这比行政意义上的“云”省和“贵”省范围总和小得多。如果需要再深入解析，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将这个狭义的云贵高原细分成“贵州高原”和“云南高原”。
与云南高原的复杂性相比，贵州高原是一个更完整的整体，但这个整体内部却显得七零八落。根据定义，海拔高度在500米以上，边界较清晰、完整的大面积隆起地区，都可以被称为高原，有的高原顶面地势相对平缓，起伏不大，有的高原内部有大面积的盆地型冲积平原。至于平均海拔为1000米的贵州高原，其顶面山地虽然相对高差并不算大（*高峰海拔不过2906米），但山地走向零乱、地形破碎，加之喀斯特作用强烈，所以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河谷盆地普遍微小而狭窄。
在人类的文明进化过程中，适宜进行农业生产、能够承载大量人口的“平地”始终是人口聚集、经济文化兴盛之地，在连绵的山区，有平坦盆地的地方自然会成为所在地理单元的中心。至于是否有机会成为更大范围区域的中心，则往往要看同地理单元内相似地域横向体量的比较。
虽然贵州的整体海拔要比云南低，但这少许的海拔差，并不会产生质的影响。真正影响二者历史地位的是平原的体量。在山地的切割下，贵州高原内部并没有生成大型平原；而相邻的云南高原地势则要相对平缓一些，存在着昆明、大理等较大的盆地平原区，同时气候条件也更加优越。
正因如此，云南高原在历史上更容易出现大型经济文化中心，进而孕育出地方性的政权。从早期的部落联盟到鼎盛时期的南诏王朝，云南高原上的农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而且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因为距中原过于遥远，当地的地方政权并不容易被中原王朝征服，双方始终保持着一种接触不少但战端不多的互动关系，直到蒙古人的强势南下，才打破了平衡，强劲的“大一统”趋势压过了地方上的离心倾向。居住在云南高原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滇西高山深谷中的世居民族相比，人口规模普遍较大，各种分支也更丰富，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当代民族识别时的划分标准不够精确，更重要的原因也是这些民族生活在更为宽敞的空间中，历史上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族群繁衍得更加壮大。
贵州高原的民族分布则有着明显的空间层叠现象，而不像云南高原那样能简单地依照地理单元进行平面分割。在一个小型盆地中，从核心平原一直到上游河谷、边缘山地之上，有可能同时分布着好几个民族。比如在黔东南地区流传的说法——“汉族住坝头，侗族住水头，苗族住山头”，就形象地诠释了这一特点。很显然，如果有的选，坝子终归是每个民族*渴望居住的土地，但各民族的综合力量决定了择地而居的先后顺序。贵州世居的民族由于地形的阻隔，始终难以凝聚在同一股向心的政治经济实体中（早期的夜郎等“国”，其实更有可能是以一种松散的部落联盟形式存在的，客观条件并不允许跨越众多地理单元的大政权出现）。缺乏政权式组织的结果，就是无力抵挡中央政权的强势进驻，只能避居山野，把有限的优质土地都让了出来。
云贵高原纬度低、离海近，充足的降水和热量能够克服海拔高和平地稀少的劣势，使农耕这种生产方式能够立足。云贵高原和北方的草原荒漠都被认为是“大中华”视角中的“边疆”地带，而二者*大的区别便是因自然环境而造成农耕力量生存难度不同——换句话说，就是中央王朝的扩张力会被草原及草原上的不同文明势力所阻挡，就算实现了军事上的突破，以农耕为本的政权力量也无法在那里维持；而对于同属农耕文明区的云贵高原来说，中央力量只要克服山水和“瘴疠”的阻碍，是可以扎根在此的。因此，虽然“战略价值”不大，但历代的中央王朝都不拒绝与这片遥远的高原保持各种形式的联络，在元明清三朝征服了云南以后，中央政权便很容易通过“羁縻治理—改土归流”的渐变方式对这片高原纳而治之。在这种背景下，云、贵两地的地理和人文差异导致了“地位”的不同：富庶的云南高原才是征服者的目的地，贵州高原不是终点，却是通往终点的必经之路。明太祖在历史上首次把经略贵州作为开疆战略之一，其目的就是要更稳妥地向云南进军，并对云南高原实现有效的统治。自此以后，贵州高原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个过程中，贵州作为西南战略通道的地位得到了*大限度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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