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

一我使华的基本原则
美国总统在他1945年12月15日给我的信中，为我作为他的特使以大使身份使华规定了基本原则。在这封信中，总统表示了他对中国局势的非常真实的关切，并说：
“我特别希望你竭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包括各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实现中国的统一，同时实现停止敌对行动，尤其是在华北停止敌对行动。”
总统提示，由中国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的召开，应能为我提供一个与各政治领袖会谈的机会。他提到美国政府从中国遣返日军以及尔后从中国撤退美军的计划，并指出，这些计划的胜利实现，大部分将有赖于我达到上述目的努力的成功。总统授权我以极为坦率的态度同蒋介石委员长及其他中国领袖谈话，并表示，一个不统一的和被内争所分裂的中国，事实上不能认为是美国贷款、在经济方面实行技术援助以及军事援助的适当地区——军事援助又特别涉及所提出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在结束时总统要求我经常向他和贝尔纳斯国务卿报告谈判的进展和遇到的障碍。
附在总统信后作为附件的是由他用首字母签署的下列文件：（1）1945年12月9日贝尔纳斯国务卿给陆军部的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出了美国政府在中国的任务，以及贝尔纳斯要陆军部发给美军中国战区统帅魏德迈中将的指令的梗概。这些指令规定：做好帮助国民政府将中国军队运送至满洲各港口的安排，包括对这些军队的后勤支援在内；加紧部署将日军从中国战区撤走；在我于重庆为筹备包括各主要党派代表的国民会议和为获致停止冲突而举行的会谈取得成果以前，除必须利用华北各港口运送军队和给养至满洲外，暂停进一步运送中国军队到华北各地；完成运送中国军队至华北的部署，但不将此种部署通知中国政府——此种部署须等我决定在下述情况下付诸实施：（一）此种军队运送适合于我的谈判；（二）中国各政治集团之间的谈判业已失败或已无成功的迹象，局势的发展有必要运送中国军队到华北履行投降条件，并保证美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中的长远利益。（2）一项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在我离美赴华时由白宫发布。（3）一项由国务院和陆军部起草的美国对华政策声明，作为白宫发布的声明的基础。在我离美赴华时由白宫发布的声明中，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它表示美国政府相信，“一个强大、统一和民主的中国”对于联合国组织和世界和平的胜利都是“至关重要的”，并指出，美国政府相信至为重要的是：
（1）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持异议的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以使整个中国回复到中国人民有效管制之下，包括立即遣送日军在内。（2）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求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促成中国的统一。
声明阐明，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国家承认的目前中国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完成中国统一的恰当机构。声明并说，美国和英国由于1943年的开罗宣言，苏联由于信守1945年7月波茨坦公告及1945年8月中苏条约和协议，均有义务保证中国的解放，包括将满洲归还中国管辖在内，这些协定都是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缔结的。声明解释说，“美国为继续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这次战争中的持久而紧密的合作，为与波茨坦公告相一致，为消除日本影响残留于中国的可能性，已承担了解除日军武装和遣返日军的明确义务”，美国正在协助并将继续协助国民政府实现上述目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即为此而留驻华北。声明并说，美国的支援将不扩大到以军事干涉影响中国任何内争的进程。更为明确的是，为了促进实现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中国，声明主张：
美国深知，目前中国的国民政府是一个“一党政府”，并相信，如果扩大这个政府的基础以容纳国内其他政党，将会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与民主改革。因此美国竭力主张，由包括各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商定办法，使这些政党在国民政府内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美国政府认为，这就需要修改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博士建立的国家向民主进展的临时办法一党“训政”制度。如像共产党军队那样的自治性军队的存在是与中国的政治统一不一致的，实际上使统一成为不可能。广泛的代议制政府一经建立，自治性军队即应取消，所有中国军队应有效地统编为中国国军。
声明结束时说：
在中国按照上述方针走向和平统一时，美国准备以一切合理的方式帮助国民政府复兴其国家，改进农业和工业经济，并建立一个军事机构，俾能履行在国内国际维持和平与秩序的义务。为促进此种帮助，美国准备在合理条件下对中国所提出的信用贷款及借款的请求予以善意的考虑，俾能帮助中国发展全国健全的经济和美中之间健全的贸易关系。
还有一些附加文件，是总统1945年12月15日信件的补充，并已在总统信件和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范围内成为我出使任务的指导。这些附件是：（1）1945年12月13日美国联合参谋部给魏德迈将军、麦克阿瑟将军和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的一封电报，其中摘引了贝尔纳斯国务卿1945年12月9日致陆军部的备忘录，以及总统1945年12月11日致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战吋海运局局长的一封信的适当部分。这封信附有一个关于使用海运运送中国军队到华北和满洲，给这些军队运送支援给养，以及从中国遣返日本人的计划。这封电报结束时称，此项计划的贯彻要以贝尔纳斯国务卿1945年12月9日致陆军部的备忘录所提出的国务院的政策为指导。（2）1945年12月14日美国联合参谋部发给美军中国战区统帅的关于在中国战区行动的一项指令。这项指令具体体现了贝尔纳斯国务卿1945年12月9日致陆军部的备忘录所提出的各项建议。上述这些指示和目标在我出使中国的整个期间都保持未变，我就是按照这些指示和政策声明努力实现美国政府在中国寻求的这些目标的。
二到达中国；初步商谈
我到达中国在上海稍事停留，即于12月21日前往南京，蒋委员长和蒋夫人在南京接见了我。我到达南京的当夜与蒋委员长**次谈话时，竭力向他非常坦率地指出我国政府对中国局势的态度，以及我国政府希望看到中国早日实现统一与和平。我向他明白表示，美国人民强烈反对自己的政府卷入别国内部争论的任何行动，美国人民首要的利益在于世界和平，虽然他们对中国人民怀着伟大的友谊，除非他们看到确实的证据，证明目前进行的获致和平解决中国内部争论的努力取得成功，他们将不允许总统保持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蒋委员长在回答时表示他对我的谈话的重视和对杜鲁门总统对华政策声明的赞许。他强调了国民政府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决心，并指出，总统声明中提到的取消中国自治性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的必要性，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蒋委员长断言，苏联与中共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联系，中共在广泛的政策方面依靠苏联，苏联已在满洲用武器装备的方式援助中共，中共有无诚意和实行拖延战术的罪行。他描述了苏联在国民政府军队于大连、葫芦岛、营口登陆的问题上，以及在长春设立国民政府参谋总部的问题上的不友好不合作态度。他指责说，苏联的目的是在满洲建立一个中共控制下的傀儡政权，苏军在满洲的司令官有意拖延从满洲撤走苏军，是作为援助中共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像该司令官公开声明的那样，是应中国政府之请。我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这次谈话，因为这次谈话从许多方面指明了中国的全部局势。一方面，国民政府畏惧和不信任苏联，并确信中共是苏联的傀儡。国民政府不相信中共的诚意和真挚。另一方面，中共也同样不信任国民政府。在后者表示愿意放弃一党统治并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吋，中共并不相信他们的诚意与真挚。他们担心政府的特务机构，除非他们在政府里得到一种发言权，足以充分保证他们作为一个政党继续存在和他们的党派活动自由，不然他们就不愿交出他们的军队。支持这种担心和不信任态度的是，双方都坚信对方图谋单独完全控制政府。这种由两个对抗的政党间的担心、不信任和怀疑所造成的障碍，已成为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大阻力，这种障碍是国共两党之间经过多年的斗争逐渐形成的。
在我住在重庆的初期（我于1945年12月22日到达重庆），我尽力接见一切来访者，这些人希望同我讨论中国的局势，有的我觉得有适当的理由这样做，有的是合法组织的代表。在这些来访者中，有民主同盟的代表、中国青年党的代表以及中国许多其他组织的代表。在我抵达中国的同时，并作为对到我寓所川流不息来访者补充的是，我收到了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大量中国人的来信。绝大多数这种来信都证明，中国人民明白他们的国家处在危急之秋，许多来信忧伤地设想，中国的命运只有寄托于我出使任务的成功。这种态度表明了当前许多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国家有什么希望，除非通过美国的影响。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民都欢迎美国帮助寻求一种和平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方法，这种蕴藏着的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意，是这个国家足以使我们增光的能够感触到的宝贵财富，是一种存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党派领域之外的因素。我**次会见中共代表是在1945年12月23日，当时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将军、中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和中共中央委员董必武先生都来到我的住处拜访我，欢迎我来到中国，并表示中国共产党对我出使任务的重视和赞许。在谈话中，中共代表强调他们希望停战，并希望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其基本原则他们认为应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加以确立。他们指出，在这个政府领导下，军政管理都会实现统一。我留意这次谈话，因为它显示了国共两党间观点的另一种基本分歧。国民党争辩说，统编共产党军队为一支国军应在联合政府建立之前；共产党也同样坚持组成一个他们在其中有真正发言权的联合政府，这是将他们的军队统编为一支国军的先决条件。每一方都在总统的美国对华政策声明中寻找证明自己态度正确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