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州文史第一辑人物

　　《信州文史（第1辑 人物）》：　　一、夏言其人及其瓣香苏辛词人　　夏言（1482-1548年），字公谨，号桂洲，谥文愍，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嘉靖间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两度位居首辅。坐议收河套，弃市。《干顷堂书目》卷二十二载：“夏言《桂洲集》五十卷；又《赐闲堂集》十卷；又《应制集》四卷；又《桂洲词》一卷。”夏氏以大礼议骤贵，不数年而位极人臣，嘉靖十五年（1536）闰十二月入阁。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帝使严嵩陈言之罪，暴其之短，并怒斥日：“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阁，军国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视等戏玩。”七月遂革职，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九月复召，其问退居上饶凡三年有奇。　　夏言南归后遂家于白鸥园。《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一六八云：“嘉靖十三年（1534）十月……礼部尚书夏言请乞有司为建书院、楼堂于里中，以藏御制宸翰及所赐书籍，并乞名额。上从之。书院名忠礼、堂名琼恩、楼名宝泽，令有司缮造，工部给扁。”此即白鸥园之所由来。贵溪自唐乾元元年（758）设信州始便为信州（明清为广信府）属县，此间所谓“里中”，实指郡城上饶。而稼轩隐居之带湖即在上饶城郊，瓢泉则在信州铅山县到治所上饶之间的官道附近。从空间而言，夏言居西郊白鸥园赐第，稼轩居北郊带湖，相去不过三四华里之遥。　　李浩先生指出“不同时期的作者在同样的地域空间中生存并创作”，他们对同一客体世界的一再吟咏、描述，抒发感慨会积淀成特殊的文化岩层。而在上饶的文化岩层中，宋明两朝无疑有*厚重的遗存。宋朝以前，上饶的人文环境相对处于劣势，本土文人仅有王贞白，流寓者亦唯陆羽、阎立本等寥寥数人可称。中原板荡，宋室播迁，上饶以未遭兵火和优越的经济、自然、交通条件成为中原文人南迁寄寓的绝佳选择之一。宋人话本《碾玉观音》述及崔宁携璩秀秀逃离杭州后便想去信州投靠几位玉作友人，后又以往来杭州、信州的人多，担心为人识破而再逃去潭州。此虽小说，但必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以此观之，上饶彼时之经济是较发达的，否则不会有几位玉作匠人同时开店；且交通条件极佳，往返杭州、潭州的通道顺畅，与杭州人员往来频繁。钱建状先生指出“吕本中、韩元吉、曾几等著名文人定居于此（按：指信州）的就有6家。而定居于两湖的士人总共也不过8家”，辛弃疾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明一朝，江西堪称文献名区，举进士数居于全同第三，仅次于汀浙。而广信府以198名进土居江西十三府第五，邱进春先生《明代江西进士考证》称“（广信府举进士数）弘治、正德问一度跃居第二，仅次于吉安府”。嘉靖一朝江西籍阁臣共4人，而广信府有其二且均居首辅（铅山费宏、贵溪夏言），夏言正是本期信州士人的杰出代表。从文学创作上看，稼轩自不必说，夏言亦长于诗文，在当朝颇有影响。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引《虞山诗选》云：“夏贵溪喜为长短句，诗馀小令，草稿未削，已传布都下，互相传唱。”沈雄《古今词话》引《柳塘词话》所云略近。则从地域文坛的角度看，对二者的比较也确有必要。　　而更重要的是，夏言在诗余创作上对苏辛一派的接受。夏氏之豪放词作，论者每以之方稼轩，这在文学创作的层面提供了二者的交集。王世贞云：“我明以词名家者……夏文愍公谨*号雄爽，比之辛稼轩，觉少精思。”清人《历代词话》云“公谨之于幼安，犹宣武之似司空也。”虽然夏词和稼轩词一样有多种风格，但多半还是取径苏辛天风海雨之作的豪放风格（当然，在后人眼中夏氏以婉约风格的词作更工整，然其刻意学苏辛之豪放风格作词却是显见的）。数据或许是枯燥的，但有时却比满眼藻绘更具说服力。我们据《全明词》《全明词补编》统计其标明拟和苏辛者，以窥其一斑。统计结果见下表。　　有明一代拟和苏轼者甚多，拟和稼轩在明代中期正嘉两朝的绝对数量则并不大。极巧的是，夏言拟和苏轼、辛弃疾词均占正德、嘉靖期间拟和苏辛词的四分之一。而正嘉两朝拟和稼轩词者共有陈霆、陈铎、夏言、杨慎等五人计十二阕。其中夏言和稼轩词达三首，是当时和辛韵*多的词人，且所选和词作与当时情景极为契合。夏氏和稼轩词如下：《水龙吟·次辛稼轩，贺未斋阁老霖雨堂落成》《水龙吟·夜宴未斋宅，赏坐上牡丹，再和辛稼轩》《沁园春．彭编修凤过白鸥园，用辛稼轩韵》分别步稼轩《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韵》。前者乃寿人之作，所寿未斋乃嘉靖宠臣顾鼎臣。鼎臣年长，是以夏氏借稼轩寿韩元吉韵寿之。而后者为夏言初罢相，居白鸥园时作，借稼轩带湖新居韵，有“三径初通”的意味，大概也还有借稼轩言志的考量。凡此皆可见夏言瓣香苏辛，难怪论者多以其风格类似稼轩，王国维即以“豪壮典丽”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