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

**章　特权的起源　　Ⅰ. 教士的服务和酬劳。Ⅱ 贵族的服务和酬劳。Ⅲ.国王的服务和酬劳。　　1789年，三类人，教士、贵族和国王，占据国家的显赫位置，这种位置带给他们各种好处：权威、财产、荣誉，至少是特权、豁免、恩泽、赏赐、优待，等等。如果说他们很久以来就处在这一位置上，那是因为他们很长时间里配得上享受这些好处。实际上，他们以长期艰巨的努力，相继奠定了近代社会的三大基础。　　Ⅰ　　三个层层叠加的基础中， *古老*深厚的是教士的作品： 在1200多年的时间里，教士一直为此劳作着，他既是建筑师又是泥瓦匠；一开始他独自劳动，随后几乎仍是在独自劳动。在*初的4个世纪里，他创造了宗教和教会：请掂量掂量这两个词的分量以感受其全部的影响力。一方面，在一个以征服为基础、坚硬冷漠有如青铜机器的世界上，人虽然注定会因为这个世界的结构而丧失行动勇气和生活意愿，但教士仍在宣扬“善的音信”，在许诺“神的王国”，在劝诫人们驯服地依从天国之父的指引，在召唤耐心、温和、谦卑、克己、仁爱，他为栖身于罗马地牢中的窒息之人打开了唯一尚能呼吸和瞥见日光的出口：这就是宗教。另一方面，在一个人口日渐稀少并逐步解体、注定要受尽蹂躏的国度，教士建立起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它受纪律和法规的指引，团结在同一个目标和同一个信念周围，它的基础在于首领的虔诚和信徒的服从，破败的罗马帝国曾致使蛮族从它的各个缺口蜂拥而入，如今唯有这个社会能历经这一洪流的洗礼而延续下来：这就是教会。在这两个*初的基础之上，教士继续着建设工作；从蛮族入侵开始之后，在500多年的时间里，他拯救了尚能拯救的人类文化。他迎合了蛮族人，或者说在蛮人到来之后就立刻争取了他们；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只需一个事实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大不列颠像高卢一样拉丁化了，但它的征服者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都是异教徒，艺术、产业、社会、语言，统统被摧毁了；整个部族被屠杀或逃亡，剩下来的只有奴隶，即使他们留下了痕迹也要去猜测，他们堕入了牲畜般的状态，从历史中消失了。欧洲也会是这样的命运，如果不是教士迅速减轻欧洲到处盛行的粗野暴行的话。　　在身披镀金斗篷的主教面前， 在“ 形销骨立、苍白孱弱” 、“比蜥蜴还要肮脏、麻点还要多”的修士面前，皈依基督的日耳曼人就像站在巫师面前一样害怕。在狩猎和酗酒之后的平静时刻，对神秘而崇高的彼岸的朦胧猜测，对未知的正义的模糊认知，在莱茵河那边的森林中就已然具有的粗浅意识，此刻都因为骤然的惕厉而苏醒了，那种惕厉带有恐吓性的半异象的特征。在侵犯圣殿的时候，他们会想自己是否会跌倒在门槛上，会不会天旋地转、脖子拧断。当他们深信自己会有麻烦时，就会收手，放过那个受教士庇护的地区、村庄和城市。原始的怒火和贪婪产生的兽性冲动曾驱使他们去杀人和抢劫，但是，在得到满足之后的厄运与病痛的日子里，他们会听从姘妇或妻子的劝告，会痛悔前非，会双倍、十倍、百倍地补救，会大施捐赠和豁免。因此，在所有地方，教士都在守护和扩大着失败者和被压迫者的避难所。另外，在身披裘皮的国王身边，头戴冠冕的主教、前额剃度过的僧侣与长发披肩的武士首脑一起出席会议，唯有他们通文墨、谙辩论。他们担任秘书、顾问、神学家，参与法令制定工作，因而能涉足政治，他们通过斡旋调停，而在混乱无序的汪洋大海中，建立起些微的秩序，让法律变得更为合理和人道，恢复并维持着信仰、正义、财产，特别是婚姻制度。这种断断续续的、很不完善的秩序，使得欧洲没有陷入蒙古式的大混乱中，而这种秩序肯定应归功于教士。直到12世纪末，如果说教士还对君主们有很大的影响，那主要是为了抑制君主及其下属的粗野脾性、血腥的叛乱以及无法遏制的野蛮行径的发作与反复：这类情形会导致社会的解体。然而，在教堂和修道院里，教士们保存着人类过去的成就，如拉丁语、基督教文学和神学，部分异教的文学和科学、建筑、雕刻、绘画、用于宗教崇拜的手工业技艺，以及更为珍贵的东西：这就是给人提供面包、衣着和住房的工艺，尤其是所有人类成就中*为宝贵、*能抗拒野蛮人的掠夺、懒惰和流浪天性的东西，即定居和劳动的习性。罗马的苛捐杂税、巴高达的叛乱、日耳曼人的入侵、盗匪的恣意横行，致使乡间人烟稀少，正是本笃会的僧侣们在荆棘和刺藤之中用树枝搭起了窝棚，而窝棚四周曾经畦垄整齐的土地，如今已是灌木丛生。僧侣与伙伴们一起披荆斩棘、营建修造，他们驯化了半野蛮的牲畜，建起了农庄、磨坊、冶炉、烤炉、制造鞋和衣服的作坊。根据教规，他们每天读书两小时，体力劳动七小时，只有在绝对必须之时方可饮水进食。这种劳动是合理的、自愿的、自觉的，并着眼未来，因而比俗人的劳动更有成效。因为那一套克制、统一、节俭的体制，他们比俗人消费得少。这就是为什么在俗人破败衰微的地方，他们却能维持下来甚至能兴旺发达。他们收容不幸者，养育这些人，给他们活儿干，让他们结婚；乞丐、流浪汉、逃亡的农民都会聚到避难所的周围。他们的营地逐步变成了村庄，接着成为小集镇：当收成有指望时，人们就会劳作，当他们觉得能够养育孩子时，他们就会成为一家之主。于是新的农业和工业中心形成了，它们也成为新的聚居中心。　　除了身体所需的面包，还有灵魂的面包，它同样必不可少；因为在提供食物的同时，还应赋予人生活的意志，至少是赋予能让他忍受生活的逆来顺受的心境，以及能给他带去虚幻的幸福感的动人与诗意的梦想。直到13世纪中叶，教士几乎是唯一能提供这类东西的人。靠着无数的圣徒传记，靠着大教堂和大教堂的结构，靠着宗教雕塑和它们的表情，靠着祭礼和其中尚能明了的意思，教士将“神的王国”变得具体可感，并在现实世界的尽头树立起一个理想世界，就像糊满烂泥的围墙的尽头耸立着一座华丽的黄金楼阁。正是这个甜蜜而神圣的世界收留着那些渴望宽容和温情的悲伤灵魂。也正是在这里，迫害者在逞强时会受到无形的打击：野兽变成家畜，林中野鹿每天上午都会前来，自己挽上圣徒的犁具；这时原野为它们绽放了鲜花，仿如新的天堂，它们只在想死的时候才死去。这些生灵会给人以慰藉，它们唇齿之间有着无法言表的温情，流淌出善意、虔诚和宽恕；它们抬眼向天国望去，看见了神，并且毫不费力地升入光明之中，坐到神的右侧，这一切就像梦境一般。在一个暴力支配一切的世界中，这种天国传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如要忍受生活，就应该设想另一种生活，并使其在灵魂之眼中显得清晰可见，就像肉眼见到的**种生活一样。在12个世纪多的时间里，教士就以这种设想出来的生活哺育人们，根据他所得到的回报的分量，我们就能判断出人们对他的感激之深。教宗在200年中曾是欧洲的独裁者。他发动了十字军行动，罢黜国王，处置列国。某地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成为拥有主权的君主，另一地他们又是王朝的庇护者和真正的奠基人。欧洲1/3的土地、1/2的收入、2/3的资本都掌握在教会手中。但不要认为人会盲目地感激，会在没有合理动机的情形下捐赠，因为人太自私，嫉妒心太强。任何机构，不管是教会的还是世俗的，任何教士，不管是佛教的还是基督教的，与其相随40代的人们对它们的判断不会错；人们只会根据它们提供的服务来奉献自己的意愿和财产，无限的忠诚可能意味着无法估量的善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