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更盘道

饥肠辘辘的捣蛋生

我从小学到高中，有过好几个同学都名唤三驴，这里说的是初中的那个。三驴的官名叫骆廷武，高挑个儿，瘦长的脸，说话走路有点女相，他是我的班长。

我小学毕业后，到了公社所在地骆家沟的马泉中学读书，离家有二十里山路，说是二十里，实际按城里人的细腿量的话，二十公里都超过了。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山路，下了一座山，再翻过一座更高的山就到了；另一条还是山路，下了山后再从一条极深的沟里，沿着乡间公路曲曲弯弯地走进去，当走到人困马乏快要累死在路上的时候，也就到了。

我那时的个头大概一米四多一点儿，瘦得像芦柴棒一样。因为离家太远，学校又没房，我住在阳山里的姑婆家。我那时还不满十二岁，不会做饭，就和姑婆家一起吃，可是学生中午十二点放学吃饭时，往往是生产队的社员地里*忙活的时候，只有牛倌的时间是十一点多就把牛赶回来了，因为牛热了被蚂蟥咬得到处乱跑拢不住。姑婆家院边是高达数十米的悬土崖子，有恐高症的绝对不敢往下看。崖下是牛场，我从十二点过些回到敞院子里，没有钥匙进不了屋，就在院边的大杏树下铺上破褂子趴着乘凉，无聊地看牛场里的牛抵角，并替它们呐喊助威。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公牛拎着小钻子追得母牛满场跑呢。

我们学校在对面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当我看到学生从四面八方往学校走动的越来越多，就知道差不多到两点了，于是就空着肚子，在沟底的井里倒立着把脑袋戳进去饮满一肚子凉水，打着响嗝回学校去，做出吃得很饱的样子。那时的我，屁股像锥子没有一点肉，坐在板凳上听四十五分钟的课简直就是蹲大狱，一旦没课的时间，我们几个好事者就会打闹得把教室掀翻。但当我吃不到饭的那天，肯定下午会老老实实像一团泥软瘫在凳子上，班主任老师有时见了，就不怀好意地摸摸我的头说：“小子！今天又没吃到饭吧。”我立刻就有用头撞他的冲动，可惜一来不敢，二来实在没有力气。

因为太耐不住太捣蛋了，就往往被三驴班长教训，当然我也照例不改。有次我们几个人唱《红灯记》，我扮演磨刀人，拿一条长凳挥舞着向鸠山腰间砸去，那鸠山顺势一蹿一躲没被砸到，凳子就砸在了地上，立时摔成了两截。紧接着全班马上召开批斗会，大家高喊口号，要我深刻检讨破坏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反革命罪行。我的唯一抵抗方式是：站在台前，低头啜鼻，一言不发，顽抗到底。于是全班同学高呼口号，要打倒我，我还是任你喊破嗓子，决不表态。到了晚上八点左右，天黑净了，姑婆家叔叔不放心来学校找我，班长才总结说：“今晚的批判会没弄下个啥啥，明晚的批判会继续开。”我这才被解救了出来。



寒夜热炕

但是从那次以后，不知为什么三驴慢慢对我好了起来，主动跟我说话，有大大小小的活动，也总让我跟他一组照顾我，我心里有点儿不大情愿，因为他总是跟女生一组，那时我们没有现在的少男少女们打成一片像叠罗汉样的好光景，从来不跟女生说话，站队都不跟女生一起站，男生十几人排一长排，女生五六个排一排，有时老师强迫某个同学站在女生旁边，这个同学便会数日之内不能抬头，像犯了强奸罪似的。因此我跟三驴一组时，便觉得压力很大，可是他竟然能跟那些女娃子们嘻嘻哈哈说个不停，让我想不通得很。

到了冬天，天寒地冻，我们就在教室里用土坯围个火坑，烧上硬柴烤火。有一种柴是沙棘树（当地人称酸刺），材质*差但又是砍来*多的，烧着时必须不断地用嘴吹风才行，否则就不起火只冒浓烟，教室里就像是放了烟雾弹，师生一起呛得掉着眼泪咳成一片。上课时脚冻得跟狗啃似的，就不由得在地上或者凳子上磕，有的老师就骂不让磕，但有位姓杨的数学老师我至今都感念难忘，他上课十分钟左右，就停下来喊“娃娃们跺脚”，于是几十只脚就跺得地上尘土飞扬，老师也把讲桌踢得咚咚作响。我本来觉得老师个个都是神不怕冻，那时才发现老师的脚也是肉长的。

骆家沟近处无柴，我们要么从对面的山后十里远的地方去砍柴，要么从东面沿着公路去森林里砍柴。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每天必须砍一百斤，这对瘦弱力小的我来说是极其困难的。我们一天砍两趟，我一般上午的一趟背五十多斤，把全身旮旯角儿的劲都用尽了，到了下午没劲儿了，就背四十多斤，勉强能凑够百斤。



但大多数情况下，三驴就会在他的柴背子上替我多加一两根粗柴大柴，大概就会有七八斤。遇到陡坡或者悬崖危险路段，他就先把自己的柴捆背上去，然后再下来把我的拎上去，有的高坎儿下他就连柴带我一起拎上去。

因为常常挨饿，爷爷怕我饿死，就让我自己做饭吃，可是我既不会擀面，又不会切洋芋，甚至连面条是否煮熟了都认不得。于是母亲就给我擀了面，切成韭菜叶宽的面条晾干了，装在笼里让我背着，再拿点洋芋、柴火与盐巴之类，她说你自己多煮一会儿，等面条漂到水面起来就熟了。谁知那面条干了就硬得像皮带，一煮就烂，往锅底下溜，哪里能漂起来，我又怕没熟，所以煮半天之后，就成了一锅面片汤。更惨的是，虽然报纸上说祖国山河一片红，社会主义一年比一年好，不是小好，不是中好，而是一派大好。但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生活却是一年不如一年，后来甚至连面片汤也没了，只能剁几块麻辣洋芋，把粗得像谷糠似的玉米面掺水搅在碗里，再撒上点碱面，用勺子挖成一块一块地放在水里煮了吃，每次咽下这些硬疙瘩时，我都能听到划得嗓子眼儿里哧哧啦啦的响声，我唱歌不好，我想多半就是这个原因。

三驴的家境在当时是极好的，他大哥据说在兰州的工厂里干很大的营生，二哥当兵去了，家里是军属有全劳力的工分优待，他的父亲又是壮劳力，所以每年的工分多得很，分的粮食自然就多些，再加上自留地里产的粮食，吃穿都不缺。三驴时不时地领我到他家去吃饭，我刚开始实在不好意思，觉得白吃不符合社会主义劳动精神。他知道我的心思，就经常在傍晚放学后，领着我到他家的自留地里去拔拔草，松松土，顺便挖几棵野菜，或者掰一颗菜瓜，掐两根大葱。当夕阳西下时，我们俩就在长长的影子里，晃晃悠悠地扛着铁锹拎着铲子唱着花儿回家。

三驴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头，有时半天也不说一句话，但却是一位勤快能干的种地高手，又是生产队的队长，他家地里的庄稼也是全村*好的。那个年代很有意思：你走在山路上，如果看到路两旁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的，肯定是生产队的；看到长势茁壮喜人的，肯定是农民自留地的。

三驴饭做得很好，他在灶台上擀面或者干其他的，我在灶膛口给他添柴烧火，他跟我三言两语地拉家常，实际是他说我听，他已经是成人了，总是说些成人的事儿，比如谁家寡妇偷了汉子之类，我还是个毛头童子，听不大懂的。到了晚上，我也常到他家去睡，但我有一样极丢人而胆怕的事情——尿炕。我经常梦见尿憋得满山遍野到处跑找茅坑，但处处人山人海无法尿，醒来就发现尿炕了。这个毛病到上高中时还有，高中时我也住在一个舅婆家里，我早上走了学校，舅婆就将我的破褥子挂在院子正中的大太阳底下晒，老太太一边用棍子敲打着一边用全县城人都能听见的声音喊：“又尿了！又尿了！这娃什么时候才不尿啊！”我有时听到了，就想杀人或者自杀！

因为有此恶习，所以我一边极想去三驴家睡，一边又极怕失尿，因为他家富得很，晚上睡觉铺着白的像纸一样的羊毛毡，那毡上一旦尿了，就会像画了意大利地图一样，怎么洗都永不消褪。可是我越怕就越尿，好在他什么也没说过，我也就权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选自《寒夜热炕和暴雪中的手》）





天啦！——我考上了大学

时光过得飞快，三年转瞬就要过去，随着高考的来临，毕业生们都紧张起来，那时考前还有一次预选考试，预选通过了才能参加正式的高考。预选考试结束后，我感觉有些不妙，在家待了几天，心神不定就想到县城探探风声，我腰里系了一根绳子，想如果预选不上我就先把箱子半夜背回家来，以免白天丢人现眼。

傍晚时分，我到离县城近处的坝儿上，看到老远迎面走来了李满存，他已经毕业两年，每次都预选不上，我看到他的动作像是抹泪，我俩本来就不熟，在擦肩而过的瞬间，我没敢问他，他也假装没看见我，我的心就悬了起来咚咚直跳，到了学校不敢进校门，*后硬着头皮去问老师，才知道我们班很惨，预选仅通过了边疆、李鹏翔和我三个人而已。

预选成功，心中妥帖了许多，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为了抓紧时间复习，我在学校灶上交了面粉打饭吃，每天早上可以吃到两个热腾腾的白面馍馍，中午可以吃到一碗土豆酱的炸酱面，香得不得了。其他预选上的都是留级生或者补习生，我们三个显得势孤力单，自惭形秽，我和边疆在北渠上的杨树荫里背书，累了就躺在树荫下骂高考骂老师骂对方骂自己，以此来发泄抑郁的心情和背负的压力。那一个月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复习也几乎没什么效果，我们就像腊月里的猪——昏活着，等被宰时刻的到来！

好不容易到了“黑色七月”，六门课考了三天，我只记得头场考语文，*后一场考英语，其他的次序已经忘记了。恢复高考当初，英语是不考的，后来成参考分，再后来从10% 计入总分算起，逐年增多，恰好到1983 年我考试的时候，100% 计入总分，让我痛恨真是生错了时间，要么早点要么晚点，为什么偏偏是我考的这一年要全部计入总分呢？

前面说过，我*得意的是语文，但头场语文考下来，就砸了个结实。主要是那道华君武的漫画《这里没有水》的挖坑作文，严重脱题。作文要求就漫画先写一篇说明文，再写一篇议论文。我们没学过说明文，于是就扭扭捏捏起来，把挖坑人着实批评数落了一通，那年文科生语文普遍考得不好，原因就在这里。我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沉沉地埋了进去。本来想语文考好点儿，给英语拉一下分数，但120 分的语文我得了不到70 分，也就是不及格，实在是让以语文自傲的我太丢人太想不通也太受打击了。

其他几场考试，稀里糊涂地顶了下来，到了*后考英语，反正也不行，就洒脱多了。中午帮舅爷打了一阵土坯子，出一身臭汗，到时间了就去考场，胡乱猜猜，填填写写，一会儿就答完了。

不让早交卷，当时借了同学的一块手表，就在考场上玩手表，翻过来倒过去地欣赏，挨到半小时过去，就交卷了事。于是我的高考就这样草草地结束了。

考试完毕，向高平老师报告，老师嘴里不说，但看出来他的失望，老师当时正调往兰州，在收拾搬家，我心不在焉地帮老师装家具什物，送走了老师，觉得心中空落落的。要填志愿了，外省的高校不敢想也不敢填，就是兰州大学也觉得自己可能差得远不敢填，**志愿填了西北师范学院，专业也不敢报中文系，就填了历史系和政治系；第二志愿填了什么，已经忘记了；第三志愿填了渭南师范——我的奋斗目标！现在想来，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胡汉三”晃晃悠悠地转回了中文系，但这一晃竟是十年！

等到高考参考答案来了，就买了一册，回到宿舍自己凭记忆又将所有卷子答了一遍，然后自己给每门课打分，总分估算了401 分，我觉得似乎有戏。于是就心神不定地回了家，在漫长的等待中煎熬着。

那时正是麦收时节，有天我在地里顶着骄阳割麦，突然听到山顶有人喊着我的名字，说高考分数出来了，听说你娃考上了，你赶快进城吧。我扔下镰刀和草帽，裤管也顾不上捋下来，就直接“杀”向县城，到了学校才知道我考了393.5 分（当年甘肃一本线为360 分），数学88 分，和事先估分完全吻合，可怜的英语虽只有29.5 分，但已经大喜过望了。

这个不起眼的393.5 分，对北大、清华的本科生来说，在当年即不值一提（当年北大在甘肃的录取分数应该在450 分左右），今日更不值一提。我曾在北大元培学院的开学典礼上，代表元培导师向新生致欢迎词，并自嘲说“一个当年语文、算术两门课加起来考100 分的老学生，对你们一门课就能考150 分的骄子讲学习经验，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幽默滑稽的事情”。我对这些高分小青年表示由衷的佩服，他们真是太强太牛了。但我的393.5 分，是我十余年费尽心力、耗干心血努力的结果，我为这个分数感到无比的自豪与骄傲！

我到舅爷家要了碗饭吃，并告诉他们我可能考上大学了，舅婆欢喜地直喊这娃命大有福。我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走到汪家坟的树林中，看到我来来往往五年间，手可把握的小白杨，已经长成了遮阴蔽天的大树，这是我每次回家休息乘凉的地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坐在树荫下放肆地哇哇痛哭，把十年的憋屈全都吐在了那片坟场。傍黑时我先赶到外爷家，告诉外爷和外婆好消息，外婆喜泪横流，“我的乖娃”“我的行娃”“我的长命娃”叫个不停，要给我烙油饼吃，我没顾上吃饭就赶到了家里，母亲巴望着门等着，看到我却又不敢说话，这时的我已经非常淡定，我平缓地站在母亲面前说：“妈妈！给我缝一床三面新的被子吧，我能上大学了。”听罢此言，母亲张大着嘴看着我，好像不敢相信，她愣了一会儿，就坐在房檐下无声地也抹起泪来，那是幸福溢心看到了希望和天光的喜泪。

又是近月的等待，我隔三岔五地往县城跑，终于拿到了西北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到了历史系（谢天谢地没录取到政治系！），当年全县文科一本才录取了两个学生，任振兴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他的英语考了60 多分），另一个就是我，边疆和李根代考到了天水师专。我的高中生活，应该说是圆满甚至是梦幻般地结束了！

1983 年8 月底，父亲借了四十元人民币，我的朋友王耀州送给我30 斤粮票，母亲缝了三面新的被子，我穿着一身极其别扭的新衣服，拜别了老师和母校。爷爷、外爷和父亲千叮咛万嘱咐地把我送上了开往陇西的班车。这是我**次出远门**次跨县境**次坐火车**次见黄河等，创造了我生命历程中的无数个**次。我的人生彻底改变，我将离开大山，混迹于城市。视天梦梦，长路漫漫，我像高玉宝一样，在西去的火车中，充满了幻想、向往和期待。我的大学生活会是怎样？等待我的是前程斑斓，还是布满荆棘呢？！



（选自《“二进宫”与“渣子生”的传奇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