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文学学术作品集:杨雄与六朝之学

　　《扬雄与六朝之学》：　　之成语而入诗，还表现在用扬雄的儿子扬乌与自己的儿子陶佟作比较上。基于上述显见之影响，范氏以为：“陶公生活在扬子四百年之后，他们隔着历史的河岸而莫逆于心。……毫无疑问，前者（扬雄）乃是后者（陶渊明）*重要的理性源泉之一。”　　范氏之文，实多发明，颇有启发。若就扬雄于陶渊明之影响的讨论堪称全面者，当推吴氏之文。其中值得注意，且可进一步申论者，是其关于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与《汉书·扬雄传》之渊源影响关系的讨论。《汉书·扬雄传》“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故两篇皆为自叙传。据吴文说，陶文仿扬文之痕迹相当明显，据此可知二人之性情有相当成分的暗合之处。其一，陶文“闲静少言”，扬文“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其二，陶文“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扬文“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其三，扬文“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陶文“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其四，扬文“清静亡为，少嗜欲”。陶文“不慕荣利”。其五，扬文“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陶文“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六，《扬雄传》说：“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陶文“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还，曾不吝情去留”。以上六点，足证陶渊明撰写《五柳先生传》时，肯定参考或者直接仿效了扬雄之《自叙》或者班固之《汉书·扬雄传》。而其所以要刻意参考或者仿效，就是基于二人在思想、性情、好尚等诸多方面有近似之处。略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简易佚荡，超然物外。扬雄为人之简易佚荡，前已述及。其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牵，“用心于内，不求于外”，其超然物外之情怀，前已论及。陶渊明之“不慕荣利”，超越生死，淡然处世，忘怀得失，更为学者所熟知。此乃二人于精神上*为契合之处。故渊明常以子云自况，亦是题中应有之义。其二，任真深情，文酒风流。扬雄表面上的淳谨儒雅，实不能掩盖其内心之一往情深。其一往情深之表征，前已论列。文酒风流实为扬雄一生之真性情，故史称其“实好斯文”，“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其于酒之偏爱，为酒所做之辩护，不仅影响及于刘伶之《酒德颂》，“开阮籍以酒对抗名教之风”，实为中国文化史上文酒风流之早期代表人物。渊明之于酒，可谓六朝名士中于“酒中真味”体会*深且切者，而其论酒所撰之《饮酒》组诗中，竟然有两篇以扬雄为题材（其五“结庐在入境”、其十八“子云性嗜酒”）。其《五柳先生传》仿《扬雄传》述己于酒之偏爱，皆可见渊明、扬雄于品味“酒中真味”上的契合。渊明之任真与深情，可称为魏晋风流之大宗。其于品味“酒中真味”之际，或“著文章以自娱，颇示己志”，或“酣觞赋诗，以乐其志”，其文酒风流，皆于扬雄有不谋而合之处。其三，安贫乐道，依隐畅怀。贫之于扬雄，在中国文化史上实有标志性的意义，故学者言文士之贫，文人以贫典入诗，皆多涉及扬雄，甚或以为“扬雄不贫，不能作《玄》《言》”。扬雄不仅是“安贫”，甚至是“乐贫”，他之所以能达致如此超然之境界，是因其“乐道”。因其“乐道”，追求智性，以知识的探求为人生之快乐，故虽置身于名利之场，却能逍遥于名利得失之外，纯然是一个“朝隐”形象。由此，其对隐士亦多加推崇，可视为中国文化史上首次对隐士以正面和全面评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