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生态文明一座城市,一部历史/(韩)李永石等

　　**章　　首尔，从隐者的古都到国际化城市　　金百永　　21世纪，对未来城市的展望　　*近城市人口问题已经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现象。人们对城市问题的忧虑就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世界各地，可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历史变化的征兆。随着交通和信息通讯的飞速发展，我们正在走进“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和“时空压缩”时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感觉到每个人都在成为全球性文明共同体的一员。纽约和伦敦的SOHO商业街北京和首尔也有，迪拜和上海的神话在松岛和海云台也正变成现实展现在我们的眼前。19世纪的铁路革命和产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距离感、视觉感和生活体系以及对世界的认知感，而这一改变又导致所有地球人的世界观和生活环境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可以预言，如今的全球性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浪潮早晚也将导致一场人类历史巨变的漩涡。　　然而，城市与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熟悉和亲近，并不是十分遥远的事情。直到半个世纪以前，居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居民大多数只是农民或移民群，而不能称之为市民。在农耕社会条件下开始出现商业苗头的也只是朝鲜王朝末期，到了日本统治时期，在殖民地城市化的进程中才出现了人口从农村流入到城市的倾向。然而，要在农民占总人口80%以上，且长期以部落为中心的农耕社会结构中引发城市化的大变革，这些变化实在微不足道。朝鲜半岛城市人口剧增的现象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大量难民定居于城市而引发的。这说明今天我们觉得那么熟悉、那么久远的城市其实是不久前出现的，也是由偶然事件引发的一场血腥暴力史的产物。为了进一步了解貌似熟悉又亲切的城市，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些以前从未关心过的陌生的问题。　　眼下的“城市”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着难以回避的问题点。**，如何从城市和地域的角度正确应对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历史性大转变；第二，长期以来支配20世纪韩国史框架的是国家主义和狭隘的一国史观念，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摆脱这些观念的束缚，以客观的历史视角和城市、地域的角度解除或重组支配性的历史，确保地方志（localhistory）的独立性和整体性；第三，如何以从下至上的、以市民为主导的多元地域发展战略，去代替产业化和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自上而下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单元地域发展政策。这个问题还关系到如何以从下至上的微观、本质层面上的文化发展与环境保护观念，来代替主导了整个20世纪的宏观、量化层面上的发展、进步观念。　　本章试图带着上述三个现实问题和我们的城市将来的去向问题去了解韩国城市的形成史。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参照物，脱离现实问题去谈论历史只不过是空谈。同样，城市史也不应该是出于单纯的回忆和关心的历史，而应该是立足于现实问题的历史。考察韩国城市的形成史，是我们正确把握21世纪伊始城市所面临的诸多历史性问题，了解现状确定未来前进方向所必需的前提条件。我们在这里将以首尔为中心考察朝鲜半岛上的城市形成和发展历史。因为首尔既是拥有昌德宫、宗庙、王陵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文化遗产的历史城市，也是人口超过千万的国际规模的超级大城市，同时又是朝鲜半岛上唯一一座能够与北京、上海、东京、京都、纽约和华盛顿等国际大城市相媲美的“城中之城”。首尔作为一国之都已经走过了六百多年的历史，这个过程可大致分为如下五个阶段：随着朝鲜王朝的开创，王朝定都首尔的过程；朝鲜王朝后期的破坏与再建过程；开化期城市的变化过程；日本统治时期城市殖民化的过程；朝鲜战争以后“汉江奇迹”形成的过程。　　汉阳，首都的诞生　　“首尔”在韩语里有广义和狭义两层意思，广义的“首尔”泛指一个国家的首都，狭义的“首尔”单指韩国现今的首都。韩国首都首尔曾被称为“汉阳”、“汉城”等。“首尔”一词之所以拥有两重性，是因为首尔作为一国之都的特殊地理位置。古朝鲜曾把“首尔（首都）”定在平壤、扶余、庆州、开城等地方，可后来人们在汉江边上发现了北靠北汉山、南临汉江的依山傍水的地方，于是将首都迁到了那里。那个地方就是古称“汉阳”、“汉城”的现今首尔。从地理位置看汉江横穿朝鲜半岛中部，历史上始终把汉江视为半岛中心。三国鼎立时期流行着“支配汉江者乃半岛之霸主”之说，而真兴王占领三角山一带之后还特意建造巡守碑，以示北汉山—汉江一带的地理重要性。高丽时期高丽国王将国都定在开京（朝鲜的开城），而把现今的首尔称为“南京”，高丽文宗王曾在首尔建造过宫阙（1067年），到了高丽肃宗王时期（1095—1105年）甚至制定过迁都首尔的计划。由此来看，开创朝鲜王朝的太祖李成桂定都汉阳并非出自他一个人的想法。　　高丽末期的“易姓革命”导致了“定都汉阳”的结果，这一结果的出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风水图谶说”的影响，可实际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为抵抗女真族和倭寇的侵扰奔波于整个半岛的太祖李成桂的“国土观”和空间观念。因为汉阳不仅位于整个半岛的中心地带，而且还夹在南汉江和北汉江的中间，可以充分利用南北的水运优势抵挡外来势力的侵扰，作为统治整个半岛的都城是再好不过的地带。过去的六百年间一直统治朝鲜半岛的“事实上的唯一都城”首尔的历史就是这样开始的。　　从空间结构看，汉阳既是按照风水空间观和儒教理念规划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象征王朝权力的城市，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汉阳是个外围以“外四山”为远界，内围以沿“内四山”山脊修筑的城墙为近界的都城。作为连接城墙内外的通道，城墙上共设八道城门，东西南北的城门分别为“兴仁之门”、“敦义门”、“崇礼门”、“肃清门”，每个大城门之间又设“光熙门”、“昭义门”、“彰义门”、“惠化门”四道小城门。四大城门再加上城中央的“普信阁”等五个大城门的连接处分别刻有“仁”、“义”、“礼”、“智”、“信”等儒教德目，使整个都城变成儒教理想主义产物，成为君子们现实乌托邦梦想的理想空间。然而，这座以儒教宇宙论装扮的中世纪行政都市也卷入历史巨变的漩涡，没有维持两个世纪的时间便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朝鲜王朝后期首尔的变化　　朝鲜王朝统治朝鲜半岛长达五百一十八年，在这期间居然经历了“壬辰战乱”、“丁酉战乱”、“丙子战乱”、“丁卯战乱”四次大规模的战乱，战乱时间也长达四十四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战乱都集中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时间段里。发生在16—17世纪的堪称“东亚世界大战”的大战乱都以朝鲜半岛为主战场而展开，从而使朝鲜半岛变成一片焦土，大量人口死于战乱，短短几十年内人口剧减四分之一。通过这几次的战乱中国由新兴的清朝代替了没落的明朝，日本也结束长期的战国时代进入了德川幕府时代，只有朝鲜半岛仍然维持着原来的王朝体制。然而，当时的朝鲜王朝已经内外交困，腐朽的体制也开始动摇了。战乱虽被平定，整个社会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长期战乱而荒废了的耕地，连年的饥荒与疾病，背井离乡的难民潮，已趋瓦解的儒教道德规范和身份秩序，被女真和倭寇蹂躏的文明古国的自尊心，所有这一切使朝鲜王朝受到了不可言状的物质创伤和精神创伤。　　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王朝政权，朝鲜王朝同时推进了追求实利与名分、挽回经济损失与重整社会秩序两大方略。作为追求实利与名分的措施，王朝首先实施了新的农法，即普及移秧法和畎种法，引进红薯、马铃薯、辣椒等外来作物，扩大烟叶、人参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随着荒废的耕地重新得到开垦，耕地面积增加了，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人口也就随之增加起来。到了英祖年间（1694—1776年）人口已经恢复到战乱之前的水平，呈增长趋势，而剩余农作物的增加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从农村游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也加快了城市人口的增加速度。当时开城、汉阳等商业城市已经开始出现富商大贾，随之雇农、雇工群体也应运而生。定都之初按十万人口设计的汉阳已经聚集了三十万以上的人口，一时间这些人口以谷物运送中心龙山、木材集散地纛岛、海产品集散地麻浦等“京江边”的商业基地为中心，散居在汉阳城“城底十里”（城墙外的十里低洼地）的“字内”（设置在城墙内外的巡察兵营区）各个地方。到了朝鲜王朝后期，汉阳从“君子与两班（文武官员）的都城”急剧转变为“商人和庶民的都城”。　　随着商业的发达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君君臣臣”的儒教价值观受到冲击，王朝的统治势力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身份制的瓦解极大地动摇了旧体制下的社会秩序，然而既得势力者们为了强化旧体制出台了种种“逆行”措施，如将男女均分继承制改换为长子继承制，进一步加强地主雇农制等。王朝势力执着于与时代潮流逆行的名分论，不顾当时国际秩序的剧变肆意操起了“北伐论”和“小中华思想”的精神枷锁。在19世纪末的“西势东渐”的时代背景下，王朝的这个精神枷锁*终导致了到处竖立“斥和碑”的闭关锁国政策。　　随着朝鲜王朝后期以儒教性理学为主的名分论得到强化，“士林派”的“朋党政治”变成极端的权力争斗，而以废除朋党政治为目的所导入的“荡平策”又导致了“势道政治”这个意料不到的结果。首尔的势力阶层为世袭垄断他们在首尔的荣华富贵，通过血缘关系和学缘关系强化人脉网络，从而产生了由首尔的特权阶层组成的“京华士族”这么一个新的统治集团。“老论”（强硬派老人组成的朋党）、“阀阅”（有功之臣组成的家族集团）等权势阶层聚集在离宫廷不远的北村黄金地带，通过“荫叙制”和“代加制”（一种世袭制度）丧心病狂地世袭官职、敛财聚富，过上了奢侈腐化的生活。就这样，汉阳由刚刚起步的商业城开始沦落为由少数特权阶层依仗垄断权力敛财聚富、封官加禄的腐败都城。朝鲜王朝后期发生在汉阳的这些本末倒置的现象与其说是“社会近代化”，不如说是“城市堕落化”。　　皇城的开化　　1876年的《江华岛条约》的签订给历史古城汉阳带来了新的开化风潮。开化期的朝鲜王朝对内陷入“文明开化”与“卫正斥邪”两种思潮的对立和纠结之中，对外陷入清朝和日俄等周边列强围绕朝鲜半岛的主权而展开的明争暗斗之中。开化期的朝鲜王朝政局动荡、社会不安，先后发生了壬午兵变、甲申政变、东学农民战争、清日战争、二次甲午改革、乙未事变、俄馆播迁等重大事件，使整个朝鲜半岛变成周边列强在东北亚争夺霸权的要塞。首尔这个过去的“隐者的古都”被迫登上世界舞台，开始引起了世人的注目。短短几年间贞洞一带西方列强的公馆到处可见，大街上西装革履的洋人比比皆是，古老的首尔一夜间变成了到处充斥着洋人洋货的洋场。　　1897年朝鲜王朝高宗王宣布脱离清朝而独立，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大韩帝国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以富强的文明帝国为目标，曾试图以国家的力量改造皇城的城市景观。当时大韩帝国对城市空间的“文明开化”措施大体上有两项，一是以“修缮街道”为主的市容市貌的改造，即拆除钟路—南大门通道沿线的“假家”（临时搭建的棚户区），开凿水渠和水井，以树立“文明开化”的帝国首都整洁、卫生的形象；二是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引进“文明设施”措施，如铺设电线和自来水管道以及电车轨道、修筑公园绿地等。　　值得一提的是大韩帝国对汉城府的改造措施并没有局限于简单引进西方文明之上。他们在模仿西方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传统的变容”。大韩帝国并没有急于用近代化市容来改变具有传统象征的城市空间，而是采取了转移或重建传统城市空间的战略。如庆运宫（现德寿宫）的重建和园丘坛的建设就是其中一例。一方面为建设近代西式文明帝国而模仿西方城市文化，另一方面为保存传统的城市空间而极力采用中华帝国的样式和礼仪，我们该如何解释朝鲜王朝这一相互矛盾的城市理念才好呢？　　身负五百年闭锁历史包袱的王朝城市汉城，还要为建设一座开放的国际化近代帝都而苦苦挣扎，这就是开化期的首尔所面临的问题。然而，这座一开始就不是以“市民的城市”，而是以“皇帝的城市”而设计的“皇城”到头来还是沦落为“日本人的城市”—京城。大韩帝国梦想建造的“近代化帝都”的计划随着日本人的入侵而胎死腹中。汉阳不仅没有建成“近代化帝都”，反而成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极端“殖民城”。　　京城，殖民统治下的近代首尔　　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奇迹般地打败了强大的俄国。战争结束后日本迫不及待地与朝鲜王朝签订《乙巳条约》，强夺朝鲜王朝的外交权，并于1910年完成“日韩合并”，使朝鲜半岛终于变成附属于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与西方列强相比较，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拥有种族色彩的帝国主义、后来居上的帝国主义、近邻帝国主义、军事帝国主义等诸多特征，还拥有在殖民地大力推行工业化政策的特征，尽管后者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事情。日本在已经沦陷为殖民地的朝鲜半岛大搞工业化，其目的昭然若揭，就是为侵略大陆而在半岛上架设一个跳板。然而，借助日本人20世纪30年代的“满洲建设热”，朝鲜王朝的城市社会人口剧增，迎来近代消费文化全盛期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日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城市的建设呢？说那是“掠夺”好呢，还是“开发”好呢？　　如果把日本对殖民地朝鲜的城市开发看成是“日本人的”，或者“以日本人为主的”，或者“为了日本人”而开发的，那么对上述提问的回答无疑是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歧视与暴力”、“侵略与掠夺”。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这段历史作为朝鲜民族不可治愈的创伤将永远留在史册上。可如果以城市和地域为单位重新编写历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刻骨铭心的事实，即朝鲜半岛上诸如釜山、仁川、大田、元山、木浦、新义州等城市的“出生证明”只能在“近代殖民时期”的历史中去寻找。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但同时又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作为一座城市，首尔也从日本人的“京城”进一步变为“大京城”，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到摩登绅士、摩登女郎的身影，仅在京城就有五座大型百货商场，日本统治末期城市人口也达到一百万。殖民化的首尔俨然成了一座大城市。　　然而，尽管在日本统治下朝鲜半岛上生成了“帝国第七大都市”，尽管在日本统治末期首尔街面上不断涌现地铁、高架桥、外环路、缆车等近代城市设施，可从整个首尔的空间结构上看，却分为日本人居住的辉煌灿烂的南村和朝鲜人居住的简陋肮脏的北村。这是民族歧视的真实写照，也是宗主国对殖民地的赤裸裸的欺压。从这一点看，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与其说是“维持秩序、健兵健民总动员”名义下的对居民生活的管理和训导，不如说是以民族歧视来压制殖民地人不满和抵抗的暴力统治，更确切一点说是殖民统治者近似于野蛮的“独裁体制”。将王朝的首都汉阳改变为象征殖民权力的占领城市京城，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虽说不是“破风水、断龙脉”的心理战和出于灭绝种族的恶意阴谋的产物，但也不是为朝鲜社会的发展和朝鲜人生活质量的提高而采取的措施。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看，评价日本帝国主义者留下的殖民地遗产时，我们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殖民地掠夺论”和“殖民地近代建设论”的对立上，我们应该更深入一步去分析隐藏在其背后的本质问题。日本人在朝鲜半岛上进行的城市建设，就其开发过程来看是按照近代城市计划原理与资本主义城市开发原理进行的，可从其目的来看，却是随着日本民族和日本帝国的膨胀，为了达到军国主义政策目标而进行的开发和建设。事实上，这一开发过程和开发目的并不矛盾，只不过是殖民扩张这一核心目标的两个方面而已。进入21世纪以后，韩国曾发生过“大丘地铁纵火案”、“龙山开发拆迁案”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惨剧，可以说这是韩国现代城市开发近似于野蛮的、“扭曲的面孔”。然而追根寻源，我们不得不与历经半个世纪的“近代殖民地开发”相比较，也就是说韩国现代城市开发的“扭曲的面孔”，正是受半个世纪前“压缩性近代化”和“近代殖民地开发”影响而产生的后果。还有，20世纪90年代将全国的国土卷入投机狂潮的“乱开发热”、20世纪80年代以“迎接奥运、美化城市”的名目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暴力拆迁潮”、1971年京畿道广州开发园区事件……别说是居民的利益，就连*起码的人权也被蹂躏，这种野蛮开发、暴力开发的历史根源离开野蛮的殖民地独裁权力和殖民地“开发逻辑”，还能上哪去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