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俄罗斯中国学家访谈录-(二)

　　《当代俄罗斯中国学家访谈录（二）》：　　问：据我所知，你的专业是工程师。尽管你是与中国人一起上大学，可你的**个专业与中国没有关系。您如何终究成了一名中国学家？是什么让你转到了汉学领域？　　答：说起来话可就长了。我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在战后，我们全家迁到了被毁得面目全非的塞瓦斯托波尔市。这座城市已变成废墟，需要重建起来。所以我的**项专业是以父亲为模范所做出的选择。①但我偏爱学习外语。我很想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中国部，可这事儿我连提都不敢提。从参考书上看，列宁格勒大学不提供宿舍，而我去学习的时候是与我的孪生妹妹一起去的。她上的是医学系，那里也不给宿舍。妹妹已经有意向了，而我还要选择将来干什么。我家里的小弟和父母都是清寒的知识分子，日子过得很拮据。我当时是这么想的，要学一个实惠一些的专业，这样我就进入了建筑学院。我是没有参加考试就被录取了：因为我和妹妹都是中学获得金牌毕业的。命运对我的安排还是正确的，把我分到了当时很吃香和人多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大学中国部，到了1959年，因为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恶化而遭到关闭。大学生都被拆分到其他各个高校，而我留在了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与中国人一起学习，后来我就与同学中的中国人结了婚。大学毕业后，我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在清华大学俄语教研室工作。这是60年代的时候。当时居留中国具有私人身份的外国人，只要学习汉语，都引起了怀疑。我基本上学会了阅读，掌握了一点日常用语。那年代我基本上接触不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所有古老的东西都受到了批判。不过，我很仔细地阅读了俄文版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而对中国当代史我觉得还没有兴趣。对中国革命的介绍既没有引起我的兴趣，也没有唤起我的冲动，这与童年的那种兴奋劲儿恰好相反。也有一些让我感兴趣的事情，比方说，一些老人，坐在公园僻静的地方，两耳不闻窗外事，双手摞在肚子上，那他们能看见什么，他们在想什么？这可能是与佛教有关的事情，但我身边的人基本上都是说俄语的，他们对佛教一无所知。不过，有两《当代俄罗斯中国学家访谈录（二）》突然勾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本是娜塔莉亚·伊莉伊娜描写哈尔滨和上海俄罗斯侨民的书。①此书让我弄清楚一些事情。在我们教研室工作的有安德烈耶夫夫妇，他们曾侨居哈尔滨。我对他们是持批评态度的。他们讲哈尔滨的事情，但总是断断续续地不连贯，因此我不能把这一切与俄罗斯历史中所了解到的革命时代和国内战争时期的知识衔接起来。而现在，在读了娜塔莉亚·伊莉伊娜的书之后，条理就出现了，况且，所有的底细都不是我以前所想象的那个样子。第二《当代俄罗斯中国学家访谈录（二）》是加琳娜·维什尼亚科娃一阿基莫娃的《在起义中国的两年》②。她的生活真是让我赞叹不已。在20年代初期，她在莫斯科开始学汉语，但她看到，在这里也学不出个什么名堂来，所以就蹭上大货车，穿越了还是一片废墟的俄罗斯来到海参崴，进入了东方学院。学了两年之后，她被派到中国。当时，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在中国已经如火如荼，有苏联军人和政治顾问在国民党部队工作，他们需要有人担任翻译。这个姑娘被派到冯玉祥将军的部队当翻译。她在中国度过了两年，亲眼见证并参加了1925-1927年从发起到*后失败的大革命。对我来说，那个时期的历史篇章突然以一种新的形式展现在眼前。新的资料与译成俄语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中所写的相距甚远。革命似乎变得有血有肉起来，一下子就能勾起人的兴趣。突然，我想起童年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一件事来：那就是著名的黑海“胜利号”邮轮上的一场大火，这好像是1948年的意外。据说，有一位中国将军叫冯玉祥，他在这场大火中牺牲了。况且，我们在北京的熟人冯颖达，她住在旁边的一栋楼里面，她常常来我们家里做客，主要是想说说俄语。原来，她就是那位冯玉祥将军的女儿。你看，多巧啊！这样，真没有想到的就是，燃起了我对中国现代史的兴趣。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是这场革命无助的见证者，它也毁了我的家庭。我不得不回到苏联，但我已经离不开中国了。没有中国我无法生活，尽管我也试过一次。我再次试过重新捡起自己抛弃的工程师的职业。③我办好了这个事，不过我已经明白了，这不是我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