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文化研究(乐观包容卷)

　　《天府文化研究（乐观包容卷）》：　　重视探索和分析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在中国古老的史学中由来已久。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就提出史学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受古代早期星相学和风水学影响，我国古代史学重在从五行生克、星象祸福、风水吉凶等角度为历史中的事件和人物探寻自然属性，而分析历史进程中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尤其是与文化形态的相互作用则较少。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阐述了关于社会制度、国家法律、民族精神“系于气候的本性”“土地的本性”。自然地理条件对于一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法律性质和政体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黑格尔则认为地理环境、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和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民俗习惯等人文因素的合力是人类文化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根本原因，因而历史的地理基础与民族文化的产生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他在其著作《历史哲学》中还谈道：“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新文化地理学，该学派认为文化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各种地理学要素如自然景观、地域空间等对于“文化”而言，不仅仅是被动的表达方式或承载器皿，而是具有建构意义与系统价值的关键维度。受新文化地理学观点影响，英国学者迈克·克朗（MikeGrang）提出了“地缘文化”的概念，研究以处在同一地域的地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族群，及该特定的地域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对生成区域社会文化和保存、巩固当地独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作用，以及这种文化所天然蕴含的独特品质。“地缘文化”理论旨在探求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独特性渗透、投射于地域历史文化资源所生成的具有当代意义的地缘文化符号。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是对盆地四塞地形导致古蜀交通困难的感叹，封闭地形对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天府文化势必会产生影响，但闭塞的环境却又激励着古蜀先民走出盆地桎梏，勇于开拓，敢于改善生存环境。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天灾、战祸数次降临成都平原，但蜀先民都以“乐观包容”坦然应对，千年古城巍然屹立，持续繁荣几千年。特定的地理环境与族群意识形态相互交融，造就了古蜀文明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在历经多次移民浪潮后，古蜀文明融贯各方文化，孕育出兼容开放的天府文化。因此作为成都平原地缘文化的天府文化具有顽强的稳定性和延续力，在历史的长河里日益积淀，成为蜀人的集体潜意识，逐渐形成了由自信而热爱，由热爱而坚韧，由坚韧而豁达，由豁达而接纳的对于自然、社会乃至人生“乐观包容”这一向上而达观、开放而兼容的文化特质。具体而言，从地缘文化的角度分析，天府文化形成“乐观包容”文化特质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