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文化研究(友善公益卷)

　　《天府文化研究（友善公益卷）》：　　人口大量流动必然造成文化上的冲突，从而刺激文化承载者在文化层面上做出选择，文化交流是促进人才成长的极为重要的动力。加之蜀地丰饶的物产和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以及教育、科技的进步，蜀地人才辈出。　　正是由于蜀地社会相对安定，人与人之间少争斗，政治少动乱之虞，便于潜心钻研学问。从先秦开始的两千多年间，各类移民、各色人才，被重交流、重开放的文化大环境吸引，携带着各种先进思想文化和生产技术，源源不断地进入蜀中，从而使古蜀文化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局面，涌现出许多领先于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科技以及思想文化成果。　　秦并古蜀以后，蜀地历史上相继出现过不少封建割据政权，但在其割据范围内，政治相对统一，社会相对稳定，因而被某些史家定义为“偏安一隅”，如蜀汉，前、后蜀。特别是前、后蜀时，北方文人为避中原战乱而纷纷南下人蜀——这里“世外桃源”的气息将他们吸引来。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君主们，每逢中原战乱，其避乱的第-个目的地便是四川，因为这里民风淳朴友善，安全系数比其他地区高。从先秦时代起，古蜀就倡行统一与安定，鱼凫不与杜宇争，杜宇不与鳖灵争等记载和传说，都是相忍为国、以求民安的淳朴古风的反映。　　蜀地的安全系数与全国其他地方相较而言是较高的。这其中，当然有地理环境的因素，但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则是*为重要的。尤为可贵的是，历来蜀地内部的统一与安定，多服从于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和安定。每当国家面临统一时，巴蜀的地方政权总是会顺应大势；而当参加统一战争、反侵略战争或其他正义战争时，巴蜀人民英勇顽强、一往无前、宁死不屈的精神便展现出来。　　人活在世上，是需要活得有精神的，这个精神，就包括公益，这意味着对社会道义与社会责任的承担。蜀人因受重教化的文化氛围的熏陶，历来勇于承担社会道义与社会责任。　　出生在古蜀之地的大禹之所以受到广大民众的敬仰和爱戴，是因为记载于史书和流传于民间的大禹的丰功伟绩，折射出大禹近乎完美的人格和高尚的品德，大禹也因此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楷模。他在治水中不畏艰险、身先士卒、公而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伟大事迹，是其公益心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大禹的杰出贡献，不仅为他赢得了后世子孙的崇敬和传颂，也对中国历史的演进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东汉末年的战乱时代，人民渴望安定。深知人民之苦的诸葛亮在主持蜀汉军政要务时，以公忠体国、鞠躬尽瘁的精神治国治家。在诸葛亮的影响下，蜀汉任事的官吏多能廉洁自律，蜀汉军政界从而出现了一个廉洁群体：董和参与机要二十多年，忠勤治事，死后家无余财；尚书令刘巴身自清俭，不治产业；蜀郡太守杨洪忧公如家；邓芝做将军二十多年，素俭作风不变，不敛私财，乃至妻儿难免挨饿受冻；大将军费棉雅好节俭：家不储财，对待子女极为严格，要求他们布衣素食，出入步行；继任者姜维忠于职守，好学不倦，清素节俭，住宅简陋，资财无余，不娶小妾，不置声乐，饮食节制，从不浪费，堪称蜀中楷模。正是因为有这么一班公而忘私的官员作支撑，蜀汉这条三国时代巨浪中的小船才不至于很快覆没。诸葛亮的精神和作风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1910年，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却没有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成都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发表宣言，确定“破约保路”宗旨，通电全国，痛斥清政府的卖国政策；还派人到全省各地进行广泛宣传，通知各州县成立分会。四川人民对“铁路国有”的卖路卖国实质是很清楚且深恶痛绝的，所以，当时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了10万人。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催化剂1，敲响了封建专制的清政府的丧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