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的快速社会变化、全球化发展，以及学术自身的推演，历史研究的社会环境、文化语境、资源条件和问题指向与先前时期相比，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其中*明显的，是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　　现代自然科学因为其先进与落后尺度的可明确衡量性，从来是国际性的，虽有人为对某些前沿成果的信息垄断，并不影响研究者对相关资讯共享的愿望。人文、社会科学则因价值立场和语言表述的文化特质与复杂性，更易于被国家、民族，乃至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区隔成为不同学术共同体单元。即使如此，中国新史学在20世纪初兴起的时候，颇得力于西方理论、方法乃至西方中国历史研究的促动。没有这种促动，中国现代历史学难以在那个时代迅速发展起来。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大约30年间，中国史学研究与域外史学之间逐渐形成“竹幕”，虽未完全断绝沟通，但沟通交流中有很强的选择性，历时长久，遂使中国史学家了解域外史学研究的语言能力、资讯条件以及直接合作，比20世纪前半期反而弱化。到80年代初期，中国与域外的中国史研究，已经畛域分明，不仅分由不同的学术共同体进行，而且话语体系也已撕裂。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趋于开放，历史研究的国际性随之增强。历时30余年后，纯学术层面的中外历史学交流已经很少有制度上的限制，观念层面的壁垒也渐模糊。总体而言，21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研究，已经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学术领域。这对于中国史研究的从业者究竟意味着什么，人见人殊。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思考国际化历史研究的共同语境，即中国史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工作理念与相互评价的共同尺度问题。缺乏共同的尺度，无论借鉴还是争鸣，都缺少深度理解的基础，借鉴易于流为模仿，争鸣则易于不知所以然地陷入僵局。　　共同尺度诉求并不抵消差异的合理性，只是要寻求不同历史研究共同体和个人思考历史问题时的观念基础。这种基础不可能在意识形态层面，不可能在文化价值层面，也不大可能在具体工作方法层面，而应该在历史学作为一种普遍学术的基本信念层面。只有多样化和差异而缺乏共同尺度意识，历史学作为一门普遍学术的根基就不坚实，二者同样重要。　　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可以是这样的：历史认识为什么是可能的？我们依据什么来判断一种历史认识比另一种历史认识更可靠或者更值得进入公共知识领域？本文的相关回答很明确：因为历史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并可能留下痕迹，我们依据真实历史遗留的痕迹，包括文本的和非文本的遗迹，来认识历史，与历史痕迹*吻合的历史认识*可靠并更值得进入公共知识领域。毋庸讳言，在实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这是一种偏向实证主义更多些的回答，但并非旧实证主义的老调重弹，而是一种新实证主义历史学的诉求。　　……